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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加入共产党前后003（第4页）

援绥大会几天后，国民党政府就下了毒手，于11月21日（应是23日）逮捕了上海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那天，我与王昆仑、张西曼等在许宝驹家讨论如何营救上海七君子时，马叙伦的儿子马克强跑来说，今天上午曹孟君（与他同在实业部工作）被捕了，罪名是“赤匪嫌疑”。曹孟君被捕的消息就像是重磅炸弹，令大家难以平静下来。王昆仑毕竟是一位久历政治风潮的政治家，他终于先于其他同事平静下来。他声调低沉地说道：“现在不是自我生气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当务之急是：一、孟君被捕了，晓村要不要立即躲避一下？二、如何营救被捕的孟君？”

大家根据王昆仑的两项提议，非常严肃地讨论起来。诚如孙晓村回忆的那样：“研究下来认为我最好不走，因为我在财政部是科长，又是筹备直接税的专门委员，地位比曹孟君高，敌人可能不致下手。营救曹孟君，主要想找李德全（冯玉祥夫人），通过冯玉祥去想办法。决定之后我们就分手了。”

王昆仑自许宝驹家辞出之后，总是担心孙晓村同志的安全，因此，分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孙晓村的双手，声调低沉地说道：“请多多保重！”

“我想，暂时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孙晓村比较乐观地说罢，遂又沉吟片时说，“我想和千家驹、狄超白二位打个招呼，防备发生意外。”

王昆仑回到自己的家中，真可谓是思绪烦乱，坐卧不宁。一会儿他的脑海中闪现出的是沈钧儒等人的形象，一会儿又是曹孟君那容貌瑞丽、举止文雅的倩影，待到曹孟君那性格倔强、意志坚定的形象在他的记忆屏幕上完全定格时，他下意识地说道：“我一定设法保释孟君出狱！”

曹孟君作为活跃在南京妇女界的领袖，和方方面面的妇女界的人物大多有着交往。其中，尤和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女士接触较多，且私交也不错。是年4月，李德全女士在南京领导创立“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曹孟君是这个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并当选为该会的理事。“这个团体，名义上提倡妇女学术研究，实际上把团结广大妇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放在首位。曹孟君与李德全的合作，把更多有正义感的、爱国的妇女团结到党的周围，形成了一支与南京国民党御用妇女会相抗衡的力量。”从此之后，曹孟君和李德全的关系更非一般。对此，王昆仑是知其详的。另外，王昆仑和冯玉祥将军也有着十多年的私交，由他出面请求冯玉祥和李德全夫妇营救曹孟君是情理中事。正当他准备驱车赶往冯公馆拜会冯玉祥将军和李德全夫人的时候，财政部的一位友人打来电话，报告孙晓村科长于下午4时被捕了。

对于孙晓村的被捕，王昆仑是有所思想准备的。但是来得这样突然，的确是有点出王昆仑所料。为此，他在电话中愕然相问：“喂！请告诉我，孙科长是怎样被捕的？……”

关于孙晓村被捕的经过，他自己作了如下的记述：

我去通知千家驹和狄超白防备意外，然后就代表财政部到内政部去开会。到下午4时左右，有人进会议室通知我：“洛阳来人要与你谈话。”（其时蒋介石在洛阳）我一出去，就有两个特务带着手枪，出示一张逮捕状：“赤匪嫌疑，危害民国”，我就这样被捕了。

王昆仑作为政治家一旦平静之后，他会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孙晓村和曹孟君的被捕是出于同一原因吗？如果是同一原因，为什么不同时被捕？如果不是，那孙晓村的被捕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为此，他决定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一边请冯玉祥将军和李德全夫妇等出面营救曹孟君、孙晓村，一边查询曹孟君和孙晓村被捕的真实原因，以及他们在狱中的表现。

关于孙晓村被捕的原因及在狱中审讯的内容，他自己作了如下记述：

被捕后，我先被关在宪兵司令部大厅旁的一个会客室里。我看到对面门口站着一个士兵并找机会望到原来里面关的是曹孟君。第二天一个宪兵司令部的低级刑审员来审问我，第一句话说：“你要知道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我回答说：“做亡国奴更惨。”我质问他：“我是财政部的一个科长，抓我什么理由？”他说：“是洛阳的命令，你是赤匪嫌疑。”我问他：“有何证据？”他讲：“这你不能问，我们有根据，你与赤匪有关。”谈话僵住了，没法进行下去……

王昆仑通过关系间到了曹孟君受审的情况。多年之后，曹孟君的秘书根据史实，写下了这段文字：

曹孟君对自己被捕早有思想准备。在敌人对她进行轮番审讯、“谈话”时，她’镇静如故，严词反问：“我犯了什么罪？”

特务说：“我们得到确实证据，你受共产党指使，要在南’京造反，组织人民阵线。”

孟君冷笑说：“你们明知我是搞抗日救亡运动的，请问：中国人应不应该爱中国？自己的国土被侵占，伺胞遭枪杀，应不应该努力呼吁、救援？爱国有什么罪？爱自己的骨肉、同胞有什么罪？又说“我从小读的教科书上，教我们爱国，难道编教科书的也都是共产党！”

敌人被驳得哑口无言，但还诱胁说：“只要你自首就可以得到自由，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活动，否则就要自食其果！”

王昆仑获悉曹孟君和孙晓村在狱中的情况之后，深深地为战友们这种高风亮节、气壮山河的言行所感染。他不知为什么，每当他想象中的曹孟君在狱中的表现时，他的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或曰是歉疚感！为此，他觉得似乎只有尽快把曹孟君等早一天营救出狱，他内心的这种负疚之感才会得以平衡！

随着营救上海“七君子”和南京“二君子”运动深入展开，南京的上层又传出这样的谣言：“王昆仑和曹孟君有恋爱关系，曹通共，难道王能不通共吗？”为此，王的亲朋好友还要出面解释：王昆仑和曹孟君没有恋爱关系，王就要和某女士举行婚礼了！对此，王昆仑十分清楚：这是蒋介石为低毁他的政治声誉，授意戴笠这伙人干的。也或许是见多不怪了吧，；王昆仑除去感谢朋友'的好意之外，他认为这种见不得人的把戏是无聊的，非强者所为。因此，他越发地瞧不起蒋介石了！

与此同时，王昆仑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是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的。既然曾为他出过力的邓演达会死在他的手下，他王昆仑为什么就不会坐蒋介石的监狱呢！对此，王昆仑是坦然的‘因为国民党朗监狱关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本身就是一大讽刺！况且他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法庭，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既定国策的反动性！

王昆仑或许是从可能被捕想到了自己的婚事，他突然觉得一位革命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生活，选择妻子的首要条件应该是志同道合，或曰是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也就在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多少软骨头的丈夫、妻子被捕之后，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为此，他在应当和谁结婚的问题上开始犹豫起来，两个熟悉的面孔在他的脑海屏幕上反复叠印，最后，一个熟悉的面孔消逝了，而曹孟君的形象却一动不动地定格在他脑海屏幕上！

当王昆仑决定和曹孟君结合之后，他又想到远在香港制结婚服装的那位女士，对于王昆仑又是作何想的呢？笔者不作任何猜断，只把结果告诉读者：王昆仑给这位女士写了一封信，请她不要匆匆赶回南京。聪明的女士自然明白这封信的真意，不久她又有了新爱。值得赞美的是，她没有忌恨王昆仑，而且一直还保持着十分圣洁的友谊。

不久，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兵谏蒋介石，把蒋软禁在西安，史称“西安事变”。这条消息犹如晴空霹雳，惊得中外人士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就说南京中枢要人吧，很快从震愕中平静下来，分为“战”、“和”两派。而日本人是站在以何应钦为首的“战”派立场上的，要求以战平定“西安事变”。结果，必然导致大规模的内战，自相杀戮，削弱国力，等于为日本人灭亡中国助一臂之力！这是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不愿看到的，当然也是王昆仑所反对的。但是更令王昆仑担心的是：陈立夫借中枢机关争论“和”、“战”之机，又突然提出枪毙宁、沪两地救国会的“九君子”，以警告张学良和杨虎城。王昆仑急得慌了手脚，除力陈自己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之外，还请冯玉祥等实力人物出面，坚决反对陈氏兄弟杀害“九君子”的主张得逞。对此，当事人作了如下回忆：

我们知道国民党反动派那时确实决心杀害我们。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西安之后，陈果夫、陈立夫等提出：枪毙我们，以警告张、杨。冯玉祥等表示坚决反对，未能下手。陈果夫和陈立夫一伙不甘心，指令我们不许接见，让我们与世完全隔绝，并在看守所增加宪兵和保安队，严加看守，伺机动手。

。王昆仑很快从潘汉年处获悉：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解决“西安事变”。这给王昆仑以及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党派吃了一颗定心丸。与此同时，王昆仑获悉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提出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其中第三项即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未过几天，蒋介石完全承诺这八项救国政治主张。这在宁、沪两地的救国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两地被捕的“九君子”就可释放回家，从而再借“西安事变”之东风，掀起更大的救亡抗日**！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外的关注，一场更加浩大的营救运动在展开！蒋介石像清朝的皇帝，最不怕的是中国人，最害怕的是外国人。待到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各界名人纷纷发表通电声明之后，蒋介石又急忙命令秘书长叶楚枪通过海上闻人杜月笙和所谓社会名流钱新之出面“调停”。其目的是劝降和迫降。他们根据国民政府内定的一审判决，随即送南京反省院，在反省院写悔过书，交保释放。王昆仑通过七层获悉这条消息之后，酉己合狱中的同志向中外揭露了蒋介不扣均所谓安抚之策。由此，王昆仑也更加看清了蒋介石集团的无耻！

也就是在这期间，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过沪逗留期间，曾经会见了宋庆龄女士以及未被捕的救国会的领导人，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这对宁、沪两地的救国运动的开展，无疑于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王昆仑是何等地想见周恩来同志P但是，他的地位和身份不允许他赴沪拜见，终引为憾事！从这时起，他经常黯然自问：“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周公呢？……”

也就是在周恩来数度往返陕北、上海、庐山期间，王昆仑由潘汉年等处获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非常关心宁、沪两地“九君子”被捕事件。除去公开通电声明营救之外，还在7月3日联名致电潘汉年，要潘赶在国民政府复审上海“七君子”案之前，迅速和其家属、律师取得联系，并设法与陈氏兄弟属下的调解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刑期释放则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对此，王昆仑是感慨良多的！同时，他认为曹孟君等人获释大有希望！

7月7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在北平爆发了！日本的枪炮惊醒了中华民族那颗不做亡国奴的心；将士的鲜血擦亮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眼睛，只有同仇敌汽，万众一心，中国才不会亡于日本之手。在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于1937年7月31日下午5时释放关在苏州的“七君子”。

但是，’令王昆仑愤慨的是，蒋介石拒不释放关在南京的曹孟君和孙晓村。王昆仑一气之下到上海，经和潘汉年协商，亲自陪同沈钧儒等人来南京营救，对此，沙千里回忆道：“直至后来沈老在南京与国民党聋局作了坚决斗争，始获释放。我们虽然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捕，初轧了半月才获自由，他们的监狱生活更为艰苦。”

在这期间——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乘云南王龙云的专机飞抵南京，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防会议。也就是在暂时休会期间，王昆仑在潘汉年的引荐下，第一次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

周恩来和王昆仑虽然同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但因在京津两地而未曾谋面；王昆仑虽然曾是周恩来弟弟的老师，但那时的周恩来尚在欧洲勤工俭学，自然也不相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周恩来不知王昆仑的名字。早在1925年夏天，邓颖超南下广州，一定会向周恩来谈到王昆仑的名字，至于王成了西山会议派的骨干之后，周恩来当然会知其大名了！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周恩来业已进入中央苏区，但翌年退入苏区的潘汉年一定会向周恩来报告王昆仑入党之事。因而说他们二人虽初次谋面，却神交久矣！至于这次相见的经过和谈话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在王昆仑的晚年，他只回忆说：“总理和我谈话的内容有二：一是要我做孙科等人的工作；再是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总理下边。从此以后，我就是在总理亲自领导下，从事国民党的上层工作。”

这次会见，对王昆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从现在开始，就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历史责任是：在周公的领导下，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