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似有准备,不慌不忙地站起,答道:“我是从法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看到的。”
“堂堂的国民党候补中委,为什么专爱看外国的报纸?”
“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党章有没有规定:国民党员不允许看外国报纸?”
这就是王昆仑第二次和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并被时人称为第二次语惊四座的发言。
由于性格原因,王昆仑与曹孟君中断热恋;为营救“七君子”奔波;曹孟君被捕后,王有一种歉疚感,决定与曹永结秦晋之好;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国民党上层工作
正当蒋介石忙于平息“两广事变”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是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唆使它豢养的伪蒙军向我国绥远东部进攻。绥远驻军傅作义将军率部奋起抗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全国各地爱国人士和学生纷起支援,并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此“全救”发表了(为绥东事件宣言),严正责间南京政府:“是否犹认绥远为中国国土?’川是否应负整个国防的责任?”并要求国民党履践五届二中全会向人民宣布过的“不再以尺寸领土和丝毫权利让人”的诺言。对此,王昆仑是参预其事,并在幕后起积极作用的。
是年11月,绥远抗战的局势日趋紧张,傅作义率部英勇抗击,历经数度血战,击败了蒙奸李守信、王英等伪军的进犯,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这在亡国日盛的民族心理中,无疑于注射了一针民族自信的强心剂。因此,大江南北掀起了援绥抗战和庆祝绥远抗战胜利的热潮!而受“全救”委托,大表演艺术家崔鬼等自上海赶赴绥远前线慰问,路经北平和时在读书的张瑞芳相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炮打响,轰动古都,也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一批又一批奔赴抗日的疆场。
面对全国人民援绥的抗日热潮,首都南京该如何表示呢?王昆仑在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并在南京救国会及其负责人曹孟君、孙晓村、王枫、胡济邦等人的努力下,掀起了上自国民党元老、下到普通百姓的最为广泛的援绥运动。对此,孙晓村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在救国会领导下,南京救国会并通过冯玉祥,推动国民党上层人士张继、居正、草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号召全国同胞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全力援助绥远以傅作义为首的抗日部队。11月上旬召开了援绥抗日大会,在筹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王昆仑、张西曼、许宝驹等。大会在国民党南京中央饭店举行。国民党很多中委如何香凝、柳亚子等和立法、监察委员都联合起来参加。最难得的是请到了国民党元老张继做大会的主席,因此国民党特务就不敢破坏这个大会。当时在南京这个国民党的心脏地区的中央饭店形成这样的大会,公开宣传支援绥远抗日的军民,是空前的,也可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白色恐怖。会后,援缓的衣物钱款由许宝驹代收。会中我与曹孟君奔走联系,身份更加暴露。
实事求是地说,南京援绥抗日大会是救国会组织得最为成功的一次救亡运动;自然,也是王昆仑一生公开向蒋介石示威最为得意的一笔。但是救亡运动的成功并未推进他和曹孟君的爱情的发展,相反,却出现了大的挫折。
曹孟君是一位“和蔼而严肃,理性‘比感情更强”的女性。再者,如孙晓村所说:“孟君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谈闲天,对于游山玩水,美味佳肴都不感兴趣。”孙晓村善意相劝,“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这是革命性强的表现,是好事,但生活面太窄,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而且对开展工作也有不利的影响。”对此,曹孟君也是知道的,并坦然地告诉孙晓村:“这种性格是青年时代形成的,记得当时读一本书,书中有两句话:‘生命为了工作,工作就是生命’,这两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一直以此为座右铭,不过我不愿意宣扬这两句话,免得被人以为自我吹嘘。”作为职业政治家而言,是难得的;但是作为爱人——尤其做江南才子王昆仑的爱人——尽管王昆仑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那就会发生性格上的矛盾。
另外,曹孟君是在“五四”大潮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她在对待传统习俗、东方道德有着很强的叛逆心理。’虽说王昆仑也是接受过“五四”风雨的洗礼,但他对妻子的选择也绝非仅仅是志同道合这一点。因为王昆仑历经第二次婚变之后,他更坚信革命的同志并不等于妻子。
再者,曹孟君虽然长得真是一个美人,但她的实际年龄已经三十有三,而且她因生理的原因不能生育。在当时——乃至于今天,上述两条原因,也必然影响曹孟君选择爱人。据说左恭和曹孟君离异,除去性格方面的差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左恭非常喜欢孩子。而今,促成王昆仑和原配夫人离异的决定原因也是小女儿的碎死,这说明他是十分钟爱自己的孩子的。据推测,这恐怕也是影响他们二人中断热恋的原因!
…恰在这时,一位中央大学学艺术的女士于不知不觉中闯进了王昆仑的生活中。这位女士出身名门,年方二十有一,用时兴的话说:是一位全身都是艺术细胞的女士。就像丁玲回忆的那样,王昆仑“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以及“却是很吸引人”的谈吐,使她很快就心甘情愿地做了王昆仑的感情俘虏。不久,二人就由热恋升温到要求结婚。也就是在南京援绥抗日大会召开前后,这位女士南下香港,定做和王昆仑结婚的服装。
值得称道的是,曹孟君依然坦然处之。‘就像她和左恭离异之后,并未影响他们间的战友之情,就是在左恭和钟天心的妹妹——也是一位中央大学学艺术的女士结婚之后,依然保持着很纯洁的战友之情。时下,王昆仑又和一位中央大学学艺术的女士相爱了,她仍然能把个人情感中的痛苦深埋心底,继续和王昆仑一道为救亡抗日奋斗着!这需要何等大的情感牺牲啊!而这种情感牺牲又是何等的圣洁和伟大啊!
随着“全救会”在国民党统治区推进救国抗日运动,遂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结果,导致了蒋介石进一步查禁抗日救国的刊物,迫害爱国人士,血腥镇压爱国运动。如:
“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那天,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达南市老西门,遂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弹压,史良和不少女同胞当场被打伤。
在此期间,日本一边向中国大举增兵,一边委派驻华大使川越同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所谓交涉,提出比“广田三原则”更为狠毒的条件。在此情况下,“全救会”发表了(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的文告,愤然指出日方的条件是“亡国灭种的条件,这是主人对奴隶的命令”。同时还大声疾呼:“团结全国力量,共赴国难。”这又遭到蒋介石及其特务的镇压。
是年10月19日,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战士鲁迅不幸逝世了!这对中华民族——乃至于对王昆仑都是万分悲痛的,因此公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了空前的送葬活动。王昆仑心里非常清楚,这也是一场反日大游行。‘当他获悉沈钧儒挥毫在覆盖鲁迅遗体的旗上写下“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时候,他碎然感到有鲁迅先生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永远不死!
也就是在这之前,蒋介石采用收买与武力并举的方针,终于平息了“两广事变”。王昆仑作为政治家——尤其谙熟蒋介石治国之术的反对派,知道蒋氏必然要掉转矛头,继续执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换言之,蒋氏一定要集中力量消灭陕北红军的同时,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救亡抗日运动。因此,他提醒宁、沪两地的“全救会”的领袖们更加注意斗争策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对此,王昆仑是十分钦佩的,但他受着身份和地位的制约,以不能和救国会的领导人公开并肩战斗为憾。同时,他还不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蒋介石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题吗?……”
善良的愿望并不能替代残酷的现实,更不能希望蒋介石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在王昆仑向宁、沪两地的“全救会”的领导人发出忠告不久,蒋介石亲自下令,于11月23日夜逮捕了沈钧佩、李公朴、王造时尾章乃器气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史称救国会七君子。
王昆仑听到上海“七君子,被捕的消息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设法营救或请党国元老出面保释;第二个念头就是南京的救国会的领导人会不会被捕?因此,他把曹孟君、孙晓村等约到自,己的家中,共同商议对策。正当他们横眉冷对蒋介石制造的新的白色恐怖之际,上海又传来消息说:被捕的七君子于翌日交保释放。但是,王昆仑沉吟良久,依然认为七君子还有可能再次被捕。他的理由是简单的:蒋介石逮捕救国会领导人是不会改变的!为此,他希望孙晓村、曹孟君等人要有思想准备。
孙晓村认为自己是国民政府的官员,蒋介石没有确证是不会贸然下手的。
孙晓村离去之后,王昆仑和曹孟君久久相对无言,似乎干言万语都在不言中。还是王昆仑打破了这矜持的僵局:“孟君,我是个无神论者,可不知为什么,一种不祥的预兆老是笼罩着我的合头。”
曹孟君自然知道王昆仑说的不祥预兆的内容,那就是指她可能被捕。可她听后却是那样坦然地笑了,十分平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句文天祥的名言,不知被多少人引用过;就说他王昆仑吧,自读书起,也不知念过多少遍。,但是,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震颤了!似乎还联想到了这句古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也就是在这刹那间,王昆仑被曹孟君的凛然正气所慑服,似乎曹孟君的形象猛然之间也变得高大起来!为此,他站起身来,紧紧握住曹孟君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放心了!也请你放心。”
曹孟君似乎完全明白了王昆仑这句话的全部内涵,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告辞离去。
“七君子”案情的发展,不幸被王昆仑所言中:是日——24日晚蒋介石再次下令逮捕了沈钧儒等五人,史良因获悉消息暂避他处(后主动投案),李公朴于开庭前主动到庭,和其他五位被捕的战友一道把法庭变战场,宣传救亡无罪的道理!
一、由胡子婴找上海(立报)主编萨空了,请该报发表“全救会”领导人被捕的消息;
二、救国会和被捕人员的亲属聘请律师,出庭辩护;
三、救国会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该书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诬陷“救国会”的罪名,严重抗议当局逮捕“救国会”七领袖,希望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营救被捕的“救国会”的七领袖。
以宋庆龄女士于26日发表声明为起点,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营救“七君子”的群众运动。自然,南京“救国会”的负责人曹孟君、孙晓村,以及在幕后支持的王昆仑也四处奔走,八方求援,为营救“七君子”各显神通。
28日上午,王昆仑赶到许宝驹家,与孙晓村、张西曼等讨论如何营救“七君子”的时候,大教育家马叙伦的儿子马克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说:“孟君她——她被捕了!”
全体与会者听后愕然,而王昆仑则气得拍案而起,愤然自语:“抗日有罪,救国被捕,这叫什么王法啊!……”
继上海“七君子”被捕之后,曹孟君于11日8日上午被捕。对此,孙晓村作了如下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