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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第2页）

蒋介石在平定诸地方实力派的反叛，进而入主南京之后，他认定共产党是“心腹之患”，而日本军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国是“皮肤之患”。由此产生了他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但是，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殷汝耕准备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全国上下掀起了坚决抗日、严惩汉奸的救亡热潮。就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刺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案。尤其蒋介石于事后获悉：刺客的枪口原本是对着他的，因他未出席合影，汪精卫做了他的替罪羊之后，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还能行使多长时间？

蒋介石自有聪明之处，那就是随时调整自己的内政外交大计。他很快醒悟到必须接过抗日救亡的大旗，方能赢得对外——欧美乃至于苏联的支持，对内——举国上下的拥护。自然，这也要获罪于日本与国内的亲日派。他为了对外遏制日本的侵略，对内分化、瓦解共产党和红军，遂又想到了苏联。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名的（八一宣言）。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委派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并亲自出马和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商。但是，苏联外交部却严令指示鲍格莫洛夫：“我们赞成蒋介石关于共同合作和互相帮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同时我们从这个合理的要求出发，支持中国日益高涨的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潮流。”但是，“我们相信，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当蒋介石因此表示希望苏联政府作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中间人时，可向蒋介石声明，苏联政府没有可能担任或完成这个角色。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

蒋介石出于国内政局的需要，一边和苏联继续洽商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一边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而邓文仪只是其中的一条渠道。

邓文仪奉命返回莫斯科，立即同“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俄国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进行“相当的联系及恳谈”。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原在十九路军供职的文职官员胡秋原等人找到了潘汉年，希望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晤。潘汉年请示过后，奉命和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投石问路式的接触。

据潘汉年的笔记，他和邓文仪的会谈日期似是1月13日晚上。“会谈中邓一开始即明确提出要见王明，而潘汉年则自称代表王明先与邓接谈”。“会谈中邓文仪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国共合作的主张，但双方对两党合作后对日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和粮恫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遂结束了会谈。

王明在听取了潘汉年的汇报之后，决定亲自出面和邓文仪举行会谈——而且一连会谈了好几次。有关他们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尚未查到原始记录。只是在苏联研究中苏问题的专家季托夫的著述中有如下记载：

照王明的话说，邓文仪同他进行接触是在1936年1月底或2月初。第一次会见时，邓文仪说：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被日本的宣传所欺骗了。他们认为，日本不会而且也不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决定不抗日，以便同日本一起首先反对西方强国，然后再对付日本。邓文仪继续说，然而这个打算是错误的，日本进攻威胁到中华民族，因此不抗日中国就会灭亡。其次，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他关于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以后，决定同中国共产党谈判。邓文仪提出三项初步建议供讨论：1、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2、改变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3、国共两党间恢复1924年一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继续独立存在。

邓文仪在说明这个建议时声明：南京政府将实行革新并开始实行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的十点纲领。邓文仪在谈到改编中国红军时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南京政府间应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蒋介石知道，红军没有弹药、武器和粮食。所以南京政府能够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派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南京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王明指责了蒋介石把内蒙古划为红军的根据地和活动区域的建议，实际上内蒙古并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不严肃和不能接受的。邓文仪回答说，考虑到内蒙远离中心和那里缺乏粮食，南京政府还可以划给红军其他地区作为基地，其中包括“西北部分地区”。同时，邓文仪指出，这使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建立“国际联系”，暗示中国共产党可以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同时，邓文仪承认，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所有海岸线，那时中国将不能从欧洲和美国买到武器和弹药，其主要来源将变成苏联。邓文仪继续说，所以我们想经过西北从苏联方面得到武．器和弹药。

王明听了邓文仪的谈话并同他讨论了某些问题后，向他建议，他所代表的那些人可以同处在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建立直接联系，以便同他们谈判签订抗日和停止内战的具体条件。

据史记载，双方初步协定由邓文仪回国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毛泽东、朱德等人谈判。为此，“王明在1936年1月23日专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中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当天，潘汉年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致信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恰在这时，国内的红军东渡黄河，发动了旨在抗日救国的东征战役。就在阎锡山调遣重兵拦截红军经晋赴冀、察抗战的同时，蒋介石趁机又令嫡系部队入晋，妄图一举歼灭东渡的红军。同时，他为防止红军西撤陕北，又命令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陈兵黄河西岸。因此，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抗日反蒋”的既定方针指导下，再次发表专文指出：“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不肃清这一障碍，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便无从实现。”并认为蒋介石派出邓文仪秘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是“企图乘机收编中国红军的阴谋”。遂决定取消潘汉年充当国共两党谈判联系人的使命。此时已登船回国的潘汉年又以希腊政治情况发生变化，被急电召回莫斯科。

恰在这时，胡愈之到了莫斯科。

胡愈之躲在旅馆中花了很多时间，重新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并由潘汉年转给了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不久，王明约见胡愈之，详细地听取了有关国内情况的报告，特别是关于张学良将军思想转变的情况和东北军的动态。在这期间，潘汉年向胡愈之“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

转眼到了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收到了国内红军的报告：和张学良、杨虎城业已开始秘密接触，并达成了共同抗日救国的口头协议。因而共产国际自3月下旬，“决心改变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主张对蒋介石南京政府采取相应灵活的措施”。中共代表团也不得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会议，决定修改“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反日讨贼”取而代之。

如何逼迫蒋介石彻底放弃反共的政策呢？偏促西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业已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南方两广的军事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以及寓居在香港的原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错等也在借抗日的旗号，正在积极密谋军事反蒋。如果南北同时举义，即使蒋介石的军事集团不被打垮，他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也必然被迫联共抗日。无论出现哪一种政治局面，对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壮大都是有利的。经反复研究，决定再次派潘汉年回国，其任务是：一、利用潘汉年和十九路军以及两广军事集团上层的关系，积极推动两广反蒋的军事事变的发生；二、根据国内军事、政治局势的变化，由潘汉年直接和南京最高当局洽谈国共合作事宜。

为了更好地掩护潘汉年回国的第一项使命，同时又为实现第二项使命铺平道路，潘汉年行前再次约见了邓文仪。

潘汉年这次约见邓文仪是主动的，而且目的、任务也是清楚的。因此他对这次会议的进程和结果也是胸有成竹的。和邓文仪寒暄过后，遂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国内战争仍在进行。此次我奉命回国和国民党联络谈判事宜。可是我连进入国门的自由也没有，该怎么办呢？”

“这很容易。你到香港之后，给陈果夫、陈立夫先生直接写信通知他们，他们就会派人到香港去找你联系的。”邓文仪答道。接着，他问道：“中共对于进行新的国共合作的基本态度如何？”

潘汉年答：“现在国民党军队还在‘追剿’红军，红军当然要自卫反抗。内战还没有停止，所以还谈不上国共合作。停止军事行动应当是国共合作的前提。”

邓文仪又问：“国内的问题，到底是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决定，还是由在国内的共产党中央决定呢？”

邓文仪提这个问题虽然不大友好，但却不是毫无道理。因为事实上以王明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当时一直是以“太上皇”自居的。何况“国际”和中共的关系，当时也习惯地被看作是直接领导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但潘汉年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而又旗帜鲜明的：“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派出的工作机构，当然要服从中共中央领导的决定。”

潘汉年和邓文仪的会谈很快就结束了。

潘汉年不懂外语，可回国的路线又必须经法国乘船去香港，怎么办？遂又有王明出面找精通法语的胡愈之谈话：“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事情党中央已经知道，你可以不用管了。你回去把潘汉年带回香港，以后你的工作就由潘汉年直接领导。”

4月中旬的莫斯科已是冰雪消融、春光明媚的季节。潘汉年和胡愈之告别了苏联，登上了西去法国的火车……

奉命回到香港，通过冯雪峰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国共两党的谈判对手，竟是两党情报战线上的主将

5月的香港天气已经很热了。再加．上留居香港的各种肤色的人为生活所累，为发财致富而奔波，生活节奏相当快，这又给闷热的天气人为地增加了温度，因而显得越发的热了！

香港是因为天气热的原因，还是受外国人喜欢夜生活习惯的影响，白天大街上的行．人总是很少的。然而香港的码头却是例外，上下船的旅客，迎候亲友的男女一批接着一批，如果再加上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还有那些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真是不亚于我们传统的庙会，可谓是相当的热闹了！而在这热闹的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大知识分子，他站在码头上，极目远眺由法国驶来的那艘鸣笛呼唤进港的客轮。他就是邹韬奋。

邹韬奋，江西省余江县人，早年入福州工业学校，后入上海南洋公学，中途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编辑职业教育丛书，后又主编（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抨击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宣传抗日救亡之主张，并创办了生活书店。就在潘汉年撤离上海不久，他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践踏人权行为，结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流亡国外。1935年，他重新回到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他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先是派特务头子刘健群、张道藩来和邹韬奋谈话，并以死来恫吓；后又由杜月笙出面来约邹韬奋去南京和蒋介石面谈，要邹韬奋到蒋介石身边去工作，企图以高官厚禄来笼络他。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意外，邹韬奋又一次流亡，于1936年3月来到香港，他决定在香港创办一张报纸。当时两广的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所以对邹韬奋办报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但报纸要为两广反蒋作宣传。”邹立即打电报给已到巴黎的胡愈之，请胡赶快回香港帮他筹办报纸。

胡愈之把邹韬奋的电文给潘汉年看了，潘汉年沉吟片刻，对胡愈之说：“你立即给邹先生复电，就说等你回到香港再‘择吉开张’。”

潘汉年为什么要邹韬奋等胡愈之回到香港再“择吉开张”呢？他一方面清楚邹韬奋先生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势不两立，另一方面也知道两广的军事实力派出钱买这张报纸的目的，是为他们制造反蒋的政治舆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匆匆创刊的（生活日报》，是一定会背离（八一宣言）的精神。自然，也和他这次受命回国的两项任务有所悖逆。不久，他和胡愈之由法国乘船回香港。

潘汉年和胡愈之白天坐在甲板上，一块眺望水天一色的大海；晚上又一块共宿一舱，听那海浪拍击客船的响声。潘汉年利用这难得的海程旅途之隙，向胡愈之详细地了解了他告别上海以后的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也向胡愈之介绍了长征途中的艰苦，以及他在遵义会议之后辗转赴莫斯科的经历。但是，他出于组织纪律的要求，没有向胡愈之谈这次回国的使命。简之，他虽说告别白区工作已经整整三年了，但在这不足一月的海途中，通过胡愈之之口又接上了线。为他回到香港和上海开展特殊的统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潘汉年和胡愈之一登上香港的码头，就被邹韬奋先生带到提前安排好的旅馆下榻。旋即潘、胡二人又按照在大海上预先研究好的方案分头忙碌起来。胡愈之对自己在潘汉年领导下所做的工作写了如下的回忆：

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我向邹韬奋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告诉他我们报纸的宣传也应由反蒋抗日向联蒋抗日转变。这样我们办的《生活日报》就没有接受两广派的经济资助，报纸在6月7日创刊，也不提两广的反蒋运动，不久两广的反蒋活动也因被蒋介石分化收买而失败。这是我从共产国际回来，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