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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第3页）

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了全国性的救国会组织。但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一些是地下党员，还有一些是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真正中间派的代表很少。所以会议的宣言、口号都比较“左”，对蒋介石国民党不能起争取团结的作用。根据这个情况，潘汉年特地找了在香港的邹韬奋和陶行知做了说服工作，由我帮助起草了一个（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同时，胡愈之还回忆说，潘汉年为了放手让胡开展工作，曾信任地对他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干吧！”为了便于胡愈之开展工作，有时潘找国民党人士谈话的时候，也把胡愈之邀去，往往是在饭馆和高级咖啡馆里，并故意对国民党人士说胡是救国会的，对共产党有意见。潘有意用这种方法把胡公开出去，使国民党知道胡是救国会的，不是共产党。

潘汉年在港期间，为了落实回国的两项伫命，七会见了各方人士。为了获悉两广实力派正在酝配氏反或达幕，他通过关系约见了李宗仁、白崇禧派驻香定的代表王公度和刘仲容等人。

借此向王、刘等人宣传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希望桂系和粤系这次反蒋的军事行动，不是为了报复蒋介石的军事压迫，而是高举抗日的旗帜，采用军事手段迫使蒋介石对内放弃军事独裁统治，集中一切爱国力量救国抗日。同时，他又通过当年跳老情报关系梅龚冰会见了原是粤系反蒋干将——时在香港窥测政局，待机而动的原十九路军将领蒋光湘、陈铭枢等人。由于他在“福建事变”的时候，曾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并初步实现了双方停战和反蒋抗日的合作。因此，和蒋光鼎和陈铭枢等将领是熟人，遂又在香港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当他获悉蒋、陈等将军的认识依然停留“福建事变”前后提出的反蒋抗日的水平上，并在积极酝酿联合西北各军事力量，进行反蒋抗日的统一行动后，又有理有据地说明在国际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并请他们通过关系向广东军事实力派陈济棠建议：在即将爆发的“两广事变”中突出抗日的目标，不要过分强调反蒋的要求，依此军事行动创造条件，逐步实现联蒋抗日的目的。实事求是地说：潘汉年在促成“两广事变”，并以此为手段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为未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潘汉年已经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将近一年半了，他急切地希望回到党中央的所在地陕北，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同志汇报他回国的使命。但是，从香港去陕北是何等的难啊！像他这样的要人没有地下交通引路，不仅是寸步难行，而且随时随地都有被捕的危险。他早在赴莫斯科前夕，知道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了，和共产国际，和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时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已有八个多月，并和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建立了秘密联系，就其常理而言，党中央一定会派人潜伏上海，重建党组织，进而建立去陕北的秘密交通线。为此，他到达香港不久，就和胡愈之商量，分别利用上层的关系，争取快些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对此，胡愈之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一文中作了如下记述：

5月初，我和潘汉年刚刚从莫斯科经巴黎回到香港。汉年到港不久即接到声峰的信，告知他已从陕北出发到上海，希望与他取得联系。’汉年把信给我看了，并叫我回上海会雪峰，因为雪峰离开上海好几年，对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不了解，而我是了解的。

我到上海大约是1936年5月中旬，住在我的兄弟胡仲持家里，仲持是《申报》主编，很有名。雪峰当时住在鲁迅先生那里，由他找我方便得很。我们在仲持家会面了，久别重逢，两人都很激动，更何况我和雪峰，已由编辑和作者的关系，进而为生死与共的同志关系了呢？……之后我陪雪峰到香港与潘汉年面谈。

冯雪峰很快随胡愈之回到香港，见到阔别近一年半的战友潘汉年，那种相逢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相见过后，冯雪峰首先向潘汉年介绍了自长征途中分别后的艰苦历程，以及他受命来上海的任务；接着，潘汉年向冯雪峰述说了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到达莫斯科的经过，旋即又说明自己此次奉派来港的使命。从史学家的视角来看，他们二人这次相见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因为潘汉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冯雪峰是陕北党中央派驻上海的白区代表——并业已初步恢复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这标志着完全中断联系的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与上海地下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间完全恢复了联系。

“雪峰同志，你一定和陕北党中央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吧？”

“是的，我在上海已经建立了秘密电台，能够随时和陕北党中央联系。”

“请你回到上海以后，通过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我此行的任务和在港工作的情况。”

“我一定照办。”

“另外，告诉党中央，我在港的土作告一段落后，即转赴上海，请有关部门为我安排好赴陕北的地下交通，我要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

“放心吧，我们已经有了通过西安去陕北的秘密交通线，是恩来同志亲自建立的。我就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经西安到上海的。”

不久，冯雪峰怀着喜悦的心情告别了潘汉年，乘船驶往上海。

潘汉年为什么不和冯雪峰同返上海呢？他在港还有什么重要的使命没有完成吗？容笔者回述几句：

潘汉年回到香港不足一个月的时光——6月4日爆发了有名的“两广事变”。由此蒋介石陷入了困境：东北和华北有入侵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西北有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以及中央工农红军秘密结成救亡抗日军事同盟的危险；南方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粤系陈济棠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高唱救亡抗日的调子，借以欺骗全国人民，为平息“两广事变”制造舆论。另外，英美诸国和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日渐突出，而共产国际又高唱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自然包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统一战线。因此，蒋介石再次秘密加紧和中共联系的同时，也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抗日派。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真地研究了国内政局的变化，认为已经形成了逼蒋抗日的局面。王明遂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双重身份给潘汉年写信，“令其以共产国际方面代表的身份，前往南京同陈立夫接触和谈判，并提出不压迫爱国运动，对日表示明确态度等谈判条件。”

潘汉年接到王明的指示后，立即采用预先和邓文仪在莫斯科商妥的联系办法，直接给南京陈果夫写了信。不久就有了回音。1936年7月7日，香港的（生活日报）——也就是邹韬奋和胡愈之办的那张报纸上，登出了如下一则启事：

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叔安”是潘汉年常用的一个化名，也是潘汉年给陈果夫写信时的名字，而通过登报寻人启事的联络方法，也是潘汉年信中写明了的。因此，潘汉年见到这则启事，知道陈氏兄弟派专人来到香港。

当他决定去九龙酒店赴约时，又禁不住地自问：“黄毅是何许人呢？……”

黄毅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的化名。

张冲，原名张绅，字淮南，别号御虚，于1903年生于浙江省乐清县。张冲少而聪慧，常以诗言志，直抒情怀。他在“五四”风潮的裹挟下考入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发起组织“醒华学会”，被推举为理事长。1922年夏，他考入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国民党。越三年，他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他在东北期间，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任青年部长，因秘密组织反奉被捕，险些成为张大帅的刀下之鬼。张学良主政易帜之后，他获释返回南京，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因才华出众，熟谙俄语，深得陈氏兄弟的器重。不久，即升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主管“中统”系统的情报事务。策动白鑫、顾顺章等中共要人叛变投敌，都是他的杰作。

潘汉年调入情报战线之后，张冲遂成了他的第一个主要对手。自然，张冲也知道潘汉年的政治身份，多次密谋抓捕而始终未能如愿。时下，他们是国共两党情报战线上的主将，又同时受命互为谈判对手，本身是极富有戏剧性的。另外，也说明了时代的进展，是可以改变国共两党难以调和的政治立场的。但是，当潘汉年通过各种渠道获知黄毅即是张冲以后，遂暗自怀疑地自问：“他怎么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共谈判的一方主持人了呢？”

这仍然要从1935年12月说起。

就在蒋介石秘密派邓文仪速返莫斯科，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面商国共合作的同时，陈立夫向蒋介石作了如下建议：

余乃与先兄果夫详商，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惟兹事体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之加速，利未得而害先至，故必须请示蒋公得其许可而后进行。

这正中“山人”之意。蒋介石遂派陈立夫为团长秘访苏联。“随行者为张冲同志，以其能说俄语也。”对于他们这次失败的秘访，陈立夫作了如下记载：

蒋介石派张冲随陈立夫秘访苏联还有另外的原因。张冲在坚决反共的同时，他也是南京当局力主抗日的要员。当他的属下——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接收到《八一宣言）之后，他阅后认为十分重要，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此后，由于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努力，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松动，接触渠道有所沟通，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张冲本人思想也有所变化。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巫，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可见其爱国之心尚未泯灭。”

蒋介石早已收到邓文仪的报告：潘汉年奉命回国，和南京洽商国共合作事宜。他焦急地等了好几个月，才从陈果夫的口中获知潘汉年到了香港，邀其派人赴港面商。蒋介石当即毫不犹豫地指示：“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派张淮南同志去香港会见潘汉年，具体的事情，请潘汉年到南京来谈。”

就这样，张冲奉命南下香港，并按照潘汉年提供的联络方法，在（生活日报）上登出了上边那则启事……

潘汉年和张冲两双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手，很有分寸地握在一起张冲虽然赞成国共合作，并愿为此积极奔走，但他深知这些年来两党积怨实在是太深了！若想打破这并非一日之寒的坚冰是很难的。另外，他出于职业的考虑，近几年以来经他逮捕、处决、策反的共产党人真是数以千计，中共特科无时无刻都在想暗杀他。再者，今天约见的共产国际代表，果真像邓文仪报告的那样，是昔日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那可真是应了“冤家路窄”四个字，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对自己下毒手呢？所以，他在《生活日报）上登出那则启示以后，自己化名住在另一套高级卧室里，派员昼夜守候在以黄毅名字登记的房间中，等候潘汉年的到来。

潘汉年和张冲虽系国共两党的情报干将，有趣的是他们都属于“才子派”的实干家，举止言谈，落落大方，都给对方留下了相当不错的第一印象。加之双方“神交”可谓已久，也用不着例行的客套和寒暄，交谈时谁也不用那种虚以掩饰的外交辞令，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实质性的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