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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第5页）

曾养甫，原名宪浩，养甫是字，广东省平远县人。他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随即赴美进入匹茨堡大学读书，并当选学生会会长。北伐前夕，他自美回国抵粤参加革命，很快升任为农矿部次长。从此，他在国民政府的变迁中出任过许多建设部门的职务。待到1935年，他又改任铁道部政务次长等职。当蒋介石想打通和共产党的联系渠道时，遂由陈立夫出面请其奔走，并利用他的好友湛小岑和周恩来有同窗之谊，请湛小岑帮忙联络。由于湛小岑赞同团结御侮的建国大计，他通过地下党员左恭和张子华取得联系。并由张亲赴陕北，沟通了和中共中央的关系；接着，湛又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和曾养甫会晤，并由吕振羽出面请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周小舟南下，促成了曾、周会谈。事后追论，曾养甫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有贡献的。

诚如湛小岑所说：“曾养甫对蒋介石是‘忠诚无间’的。”因而他受到了蒋介石和陈立夫的信任，由他出面担当国共会谈的重任也是必然的。这次，陈立夫又把和潘汉年谈判的任务交给他，也是顺理成章的。

曾养甫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客，他清楚蒋介石急于和中共打交道的真实目的。就在不久以前，陈立夫在他的家口述，由湛小岑笔录了一封给中共领导人的密信，道出了和中共进行谈判的四项条件：

（一）K方（代表国民党）欢迎C方（代表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因此，曾养甫受命和潘汉年进行会谈心里是有底数的。他为了稳妥起见，又亲自登门征询了陈立夫对这次谈判的宗旨和要求，方随张冲来到扬子饭店会见潘汉年。

潘汉年是了解曾养甫的。他早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就知道曾养甫和陈立夫是在美国匹茨堡大学的同学，有着很好的私谊。他认为今天和曾养甫会谈，实质上就是和陈立夫举行谈判。他和曾养甫寒暄过后，就开门见山地向曾传达了中共中央方面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

（二）释放政治犯；

（三）军队联合抗战。

曾养甫是留美生，自然会表现出一种所谓的绅士派头。首先，他十分客气地答说：“一定把潘先生提的三条意见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接着，他也代表国民党向潘汉年提了如下两条意见：

（一）国民党对抗民是有决心的，但要作好准备。蒋介石反对空谈抗战。目前外交问题险恶，希望中共方面不要利用目前的秘密来往搞对外宣传；

（二）欧洲各国共产党都没有武装，中共目前拥有武装力量。这是谈判中最难解决的问题。能否像北伐时期那样，中共不搞军队，只搞政治活动。

曾养甫要求潘汉年将上述两条意见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转达，等陕北方面有了具体谈判意见后再通知国民党中央。

潘汉年越发地明白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这个谈判代表，仅仅有共产国际的授权还是不行的，因为讲究实际的蒋介石，更为重视的是握有兵权的在陕北的党中央。因此，他决定结束这次接触性的会谈：“那就按曾先生的意见办。请问，今后谁代表贵党和我联系呢？”

“我们仍然派淮南先生作代表，负责联络工作。”曾养甫肯定地答说。

潘汉年结束了南京之行，返回上海以后立刻找到了冯雪峰，请冯帮助他解决去陕北的交通问题。

冯雪峰答应了。

潘汉年在等待去陕北的期间，冯雪峰帮他见到了久违的沈钧儒、宋庆龄等前辈和友人。他们视潘汉年为最可信赖的忘年之交，又隐约知道他是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的，所以都很想知道共产国际、苏联、中共对局势的看法。潘汉年借此也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他们充分的理解和赞同。其中，宋庆龄感慨万端地说了这样一段话：“这就叫大势所趋吧！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个所趋的大势尽力。”

潘汉年十分同意他所敬仰的宋庆龄先生的这番话，但他并不知道，早在蒋介石想和中共恢复接触的最初阶段，宋庆龄先生已经为此尽了力。为使诸者较为全面地了解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来之不易，容笔者简介宋庆龄先生的功绩：

宋子文在1935年底和宋庆龄商议，派一名使者进入陕北苏区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他们选中了红色牧师董健吾。董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陕北苏区送信。行前，宋庆龄交董一张委任状，委任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名委任，以保障旅途安全。

1936年1月，董健吾到达西安，由于遍地冰雪，雇不到车辆，无法进入苏区。他设法面见张学良，请其协助赴瓦窑堡。张心领神会，遂派飞机送董至肤施（即延安），东北军派一骑兵连护送董等人过境，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在苏区边境接待他们。并于2月27日安全到达瓦窑堡。

此时，中央红军正渡河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都在前线石楼。几经密电往返磋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施之谈判”。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北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3月5日，董健吾带着上述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诚如刘家泉先生在其专著《宋庆龄传》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当时的几条渠道都对国共谈判作出了贡献，宋庆龄则帮助沟通了两党中枢间的直接联系，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

这是十分公平的论断。

话再说回来，留居上海的潘汉年突然收到了冯雪峰的电话，告之去陕北的交通已经到达上海。今晚就来他的下榻处，具体安排去陕北的行程。他放下电话，分外激动地在房间内快速踱着步子，盼着这位交通快些到来。

大约在晚间9时的光景。潘汉年的卧室外传来信号似的敲门声。他三步作两步地走到门前，打开屋门一看，大吃一惊，遂禁不住地说道：“怎么是你？……”

来客走进房间，回身把屋门关死，作了一个鬼脸，笑着说道：“说老实话，我也没想到是你。”

通过地下交通线来到延安；周恩来和陈立夫会谈；毛泽东派潘汉年协助叶剑英去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

冯雪峰同志为潘汉年找来的去陕北的交通不是别人，是当年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得力助手——刘鼎同志。

刘鼎同志自南京逃出以后，化名戴良，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他途经闽浙赣苏区，正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经方志敏同志的劝留——并征得中央同意，他遂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由于他是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还改进了苏区的地雷，创制了小火炮，对杀伤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不久失利被俘。刘鼎等人也因此隐蔽在江西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1935年盛夏，因下山觅食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