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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第4页)

首先,潘汉年亮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而说出自己负责调解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

张冲是位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认为潘汉年如此而为的目的,一是说明自己的身价,再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因为南京政府无权逮捕共产国际派出的谈判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冲毕竟是这次秘密谈判的东道主,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遂十分友好地说:“潘先生是我们的客人,我一定会尽地主之谊的。有什么要求,请直言,干万不要客气。”

接着,潘汉年把自己回国的使命,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条件,扼要地讲述了一遍,旋即又很客气地问道:“我很想知道国民党最高当局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请张先生赐教。”

张冲听了潘汉年这番宏论,遂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潘汉年这样的谈判对手面前,诚实比虚伪的效果要好。所以,他也极其爽快地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又开门见山地说:“潘先生是知道我党内情的,有些事说难办也真难办,说不难办也的确很容易办,这都取决于蒋先生。为了尽快促成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政治局面,希望潘先生随我去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决策人,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全部意见。”

“那张先生……”

“一,我是一个真正的促进派,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二,因此,我尽全力沟通双方的共识,缩小差异,使国共两党真的做到‘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

几经交谈,潘汉年认为张冲的态度是真诚的。为了早日实现国共再次合作,他答应随张冲去南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会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二人决定先一起乘船到上海,然后再转赴南京。

大海,浩森无际;客轮,破浪前进。潘汉年和张冲朝夕相伴,忽而纵论天下大事,忽而追怀中华民族的兴衰,两位有着不同政治信仰的中年才子,似乎都暗自发出了这样感叹:

但是,就说他们这次海途交谈吧,每人都做出一种超然的姿态,又不失潇洒的那种政治家的风度。从表面看来是那样的和谐、轻松,可是再一仔细品味每人说的内容和角度,却又是冰炭难容。和常人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脸红脖子粗的争辩,而是于谈笑风生中进行所谓的政治角逐。二者的实质都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为这二者进行区别,后者比前者更狡诈。加之地位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社会效果更坏!

张冲为了取信于潘汉年,非常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历史,并感慨不已地道出了陈氏兄弟对他的知遇之恩。当他说明自己从信仰共产主义,转而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加入国民党以后的所谓飞黄腾达的政治发迹史的时候,他竟然自嘲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每当我回忆起这段人生转折的历史,我就会想起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二十五岁以前不干共产党是没有出息;三十岁以后再干共产党是傻瓜。”

潘汉年听后哑然失笑。因为他完全清楚张冲说这番话的目的:他张冲二十五岁以后加入国民党是有出息的开始;他潘汉年刚过而立之年还为共产党卖命是傻瓜。就其常理而言,他应该——而且是很容易驳斥这一人生信仰的。可是,他清楚聪明的张冲是在说自己的人生感慨,并没有指名道姓地强加于人,他犯不着故作多情,或采用更加隐喻的话语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做不仅有失政治家的风度,而且还会破坏己经建立起来的和谐氛围。所以,他有意装做难得糊涂的样子,避开了张冲有意抛过来的话题。

潘汉年作为张冲谈话的回报,也p胃叹不已地讲了自己的家世,以及后来进入上海谋生从事工人运动、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大体情况。为了把谈话中心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他有意回避了自己领导特科的历史——尽管张冲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专门讲了自己在“福建事变”中的作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老话看来是真理。当年,蔡廷错、蒋光鼎、陈铭枢等将军在福建揭竿讨伐蒋先生的时候,我曾受命和他们建立了反对蒋先生的统一战线;而今,我又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和蒋先生的代表——张先生你进行秘密的国共和谈。我看,这不是国共两党有意妥协,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张冲听后暗自说了一句:“真是厉害!”他为了继续窥探潘汉年的政治主张,又有意地问:“不知潘先生——或更准确地说,共产国际是怎样看待‘两广事变’的?”

张冲暗自敬服潘汉年这段滴水不漏的谈话。他——包括潘汉年都清楚,谁也改变不了对方的政治信仰。再在这些方面进行这种旁敲侧击的交谈,是没有实在意义的。同时,他们二人知道“卖啥吃喝啥”这句俗话,遂又很自然地把谈话内容转到国共合作上来。

潘汉年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政治家,而且他也清楚自己的对手——张冲是一位有着很高的政治修养的才子,完全用不着那种强夺人意的说教。他首先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势,又讲了中国救亡抗日新的形势发展。接着,他才着重说明中共(八一宣言)的由来和基本精神,以及中共方面的基本立场和主张。最后,他苦笑了一下,又说道:“我深知任重而道远这句古话的份量。但为了完成这一民族重任,我受命回国就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一是知难而进;二是不怕道远。不达目的,誓不回头!”

张冲赞扬了潘汉年服从民族大任的精神和决心。旋即他又说明国民党为了完成救亡抗日的历史使命,对外一直主张和苏联修好,争取苏联能援助中国抗日;对内希望各地军事实力派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同时也希望在这一大前提下和中共进行谈判。最后,他也不无为难地摇了摇头,深沉地说道:“水流千遭归大海,我看这也是一条难以抗拒的规律。所谓任重道远,恐怕就是缺少像你我这样疏通河道梗阻的人。你说是吧?”

潘汉年当然知道张冲所指的水流大海的本意,是指全国诸地方军事实力派——包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最终都要归到蒋介石的靡下。他不便直言相驳,遂吟哦有顷,巧妙地答说:“淮南先生说得很对,水流千遭,是一定要归到救亡抗日这个大海中去的。我愿意和淮南先生一道,积极地去做疏通河道梗阻工作的。”

“好,好……”从张冲的表情可知,他这个“好”字是言不由衷的。他可能从潘汉年对他的称谓的变化,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又进了一步,遂又诚恳地点了点头,算是一种礼节性的补就。

潘汉年和张冲不愧是国共两党的精英,而他们这种所谓高层次的交谈方式和内容,也的确折射出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他们各自的目的是:一吃掉一变成二,结果却是1-1=0;危亡中的中华民族需要的却是。啊!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并不以潘汉年和张冲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潘汉年送走张冲之后,巡视了一遍这宽敞舒适的房间,近似冷笑地点了点头。旋即,他又遵命伏案,写起了张冲所需要的书面材料。

张冲告别扬子饭店,又马不停蹄地驱车直奔陈公馆,向他的知遇恩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报告香港之行的经过,以及他对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潘汉年的初步印象。

陈果夫和陈立夫是亲兄弟。他们二人乃是蒋介石的知遇恩师陈其美的两个侄子。他们兄弟二人因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兄弟二人在建立蒋家王朝的过程中,也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年来,他们兄弟二人一直控制着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并组建了庞大的cc特务系统。我们可以从“蒋家天下陈家党”这句话中.想象到他们兄弟手中有何等大的权力!

陈立夫听了张冲的汇报以后,立即和正在前方“平叛”所谓“两广事变”的蒋介石通话联系,求其谈判指导方略。对此,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文中作了如下记述:

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切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指示方略是心领神会的。但是,他认为要落实蒋介石这四点指示,单单和潘汉年谈判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因为他在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多次会谈中获悉:共产国际不能完全指挥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朱毛红军”。他认为应当直接和周恩来举行会谈。这不仅是外交谈判中的所谓对等礼仪,而且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他考虑再三,决定这次不见潘汉年,并由张冲转达他的三点意见:

(一)二陈对潘汉年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欢迎。潘的安全不成问题,但请他保守秘密,以免传出去引起麻烦;

咬.二)二陈目前不便向蒋介石提出国共谈判的事,因为蒋正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蒋坚持在解决“武装割据”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

翌日清晨,张冲如实地向潘汉年转达了陈立夫的三点意见。

这实在有点出潘汉年的所料。但他仔细一揣度陈氏兄弟如此而为的用意,遂又觉得在情理之中。他为了表示自’己对国共谈判的诚意,依然把写好的书面报告交给了张冲,并同意和曾养甫举行接触性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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