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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出逃（第3页）

尽管汪精卫和陈璧君早有卖国求荣、反蒋降日之心，但因事关重大，成功与否难卜，所以事到临头，要他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却又左思右想、前顾后盼、疑虑重重了。就说梅思平带来的这份“重光堂协议”吧飞也不知放在何处才算保险。

但是，周佛海和梅思平并不晓得此时汪精卫的心态，当天下午4时，他们二人又兴致勃勃地赶到了上清寺汪公馆，请求讨论对策，汪却一反常态，把过去的决定一概推翻，说是“须商量”才能决定。翌日下午讨论时，汪又提出许多疑难问题。周佛海深知汪精卫“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但他断定，唯独对于此事，汪精卫“虽有反复，结果必然如原定计划”。因此，周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以冷漠处之，听其白然，不出任何意见”。结果正如周佛海所料，在陈璧君的坚决主张和督促下，汪精卫终于决定逃出重庆了。

但是，如何才能安全地逃离重庆呢？汪精卫认为最大的障碍是蒋介石。换言之，他们由重庆出逃的时候，蒋介石绝对不能由前线回到重庆。否则，一切计划都有告吹的危险。汪沉吟片时，疑虑重重地问周佛海：“你这位副秘书长兼代宣传部长，自然掌握蒋某人的准确行踪吧？”

“是的！近日，他偕陈布雷先生等人由长沙飞赴桂林，视察军事设施，估计12月中旬以前回不到重庆。”

“好！我们出走的日期就选在蒋某人回渝之前。”汪精卫停顿片刻，暗自计算了一下时间，用力挥动了一下右拳，“我看选在12月8日为好。”

大家一致同意汪精卫钦定的出走日期。接下来，又由汪精卫执笔起草了如下这纸答复日方的要点：

一、汪兆铭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

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必要明确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新和千涉中国的内政。

三、汪兆铭预定12月8日离开重庆，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这期间，因有严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

四、汪要在昆明、河内、或者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汪精卫草拟文件相当快，且又有相当高的水平。加之，他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反蒋降日的领袖，按照中国官场的传统作风，大家只有拍手称道的份了！

“汪先生，”周佛海等到这唱赞歌的声浪平息以后，他不失时机地问，“我看还是应当通知公博先生吧？”

“那是自然了！”陈璧君自以为又要当上第一夫人了，说话的声调也变得庄重了许多，“未来的和平事业，没有公博参加是不行的。”

“可他如果坚持和我们唱反调呢？”陶希圣很不放心地问道。

“没关系，我了解他。他无论怎样反对，最后还是要跟着我汪某人走的。”汪精卫看了看点头称是的陶希圣，又对周佛海说，“你立即电告公博，请他接电后速来重庆议事。”

汪精卫对陈公博的判断是准确的。陈公博不赞成汪离开重庆，但他最终还是无法阻汪离渝。

是日下午，汪精卫又与陈公博、周佛海等详细研究了逃离重庆的计划。为了遮人耳目，便于逃脱，他们决定分别往昆明集中。汪以赴成都讲演为名，于12月8日，由重庆到成都，11日由成都飞昆明。陈公博和陶希圣因家在成都，故陈在成都候汪，陶则先行赴昆。在此之前，周佛海则以赴昆明视察宣传工作为名，赴昆明与龙云联络，布置一切，等候汪的到来。至此，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叛国投敌的计划，最后全部完成。

由重庆出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汪精卫就像是一个待命行窃的扒手一样坐立不安。他忽而急躁，忽而叹气，连长长的夜时都不知该如何送走。相比之下，陈璧君却显得老练多了，她看着日渐消瘦的汪精卫，不无挖苦地说：“中国有句俗话：胆小不得将军做。像你这样前顾后盼，没个主心骨儿，如何能造就更大的事业呢？再说，你当年刺杀摄政王的勇气跑到哪儿去了呢？”

“这和那时不同了嘛，万一重庆出走失败了呢？”

“谁敢拿你问罪？”

“问罪事小，和平计划事大。”汪精卫说罢在室内快速踱着步子，不住地摇着头，他倏然止步，“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必须给日方拍发一则密电。”

陈璧君闻之禁不住地大声笑了起来，她连讽带刺地奚落了汪精卫一通，旋即又指着桌上的台历，笑着问：“请看今天是几号了？”

“7号！”

“就是嘛，明天是我们成行的日子。”陈璧君嫣然一笑。“我看，还是多想想行前的准备工作吧！”

是日夜晚，汪精卫和陈璧君正在打点出走的行装，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像往日那样，陈璧君走到桌前，拿起话筒，问：“喂！你是谁啊？”

“我是陈布雷，刚刚由桂林返回山城，有重要的事情找汪先生。”

陈璧君听后惊得不知该如何回答，站在一旁的汪精卫也吓得禁不住地自语：“他为何赶回重庆找我？……”

蒋介石获悉汪精卫出走情报，命“文胆”陈布雷离桂返渝探听虚实；汪精卫被迫延期出逃

1938年12月7日清晨，陈布雷像往日那样待命出发，跟着蒋介石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巡视。蒋介石却一改往日的作风，挥退侍从，严肃地说：“布雷先生，庸之（孔祥熙）刚才派人送信来，他的秘书乔辅三有消息，说汪先生正与日本人勾搭。我们要立即飞回重庆去。你是不是先到汪先生那里去探听一下。”

陈布雷的怀疑果真变成了现实。但令他更为惊诧的是，像他这样的心腹文胆，竟然不了解这件事的全貌，他禁不住地对这位所伴之君又多了一份畏俱，惊得下意识地张了张嘴，却没说出一句话来。

“不要大惊小怪，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等了结了此案，我再告诉你汪先生降日的来龙去脉。”

陈布雷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唯诺称是。然而他的心中仍然在不断地自问：“乔辅三是如何获得这样重要的情报呢？……”

提起乔辅三获取汪精卫出走的情报，还必须扼要地回述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的经过。

蒋介石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投降日本当汉奸，但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没有断了同日本妥协的念头，而且也从未间断过与日本秘密和谈的活动。从某种意义说，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和衷共济”，合伙经营的。如高宗武等人在港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先是蒋介石批准的，后是汪精卫恩准的。

但是，善于权谋的蒋介石，还曾独家经营过与日本秘密和谈的分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利用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和日本进行秘密和谈。有关此事，今井武夫作了详尽的披露，但蒋介石至死不愿承认。

乔辅三、孔祥熙在上海的心腹樊光在与今井武夫等人的会谈中，通过不同的渠道获知汪精卫近期出走的消息，他们急忙电告孔祥熙，并由孔徉熙转给了时在桂林的蒋介石。对此，蒋介石立即做出了由陈布雷先行飞返重庆，当面试探汪精卫的决定。

于是，陈布雷由桂林飞往重庆。

陈布雷到达重庆后，也顾不得和来迎接的夫人细谈，当晚9时便驱车前去拜访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