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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角逐的牺牲品002（第5页）

马歇尔将军获悉这一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因为这等于陈纳德力主的“空中战略”将在“三叉戟会议”上得到确认。他于焦急之中电告史迪威密商对策。

史迪威收电后有点震怒，他或许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一改过去我行我素的军人作风，一面感激马歇尔提了个醒，一面建议他召自己、比斯尔和陈纳德回去。其用意都在不言之中：史迪威想联合第十航空大队司令比斯尔将军和陈纳德“金殿面君”，一决雌雄。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建议，当即请示罗斯福：以商讨反攻缅甸案为由，召史迪威和比斯尔回国述职。为促罗斯福早下决心，告之：“约陈纳德而忽视史迪威，将予人‘以陈代史’之揣测。”

罗斯福当然明白马歇尔将军这一建议的真实用心，但他作为一国总统，决不会因史、陈不睦而伤及马歇尔这样的资深超群的总参谋长。另外。马歇尔的陈请理由无疑也是正确的，因为在战略方面是不能凭借个人的好恶而厚此薄彼的。为此，罗斯福认为同时听听“空中战略”和“陆地战略”的异同和长短，不仅有利于他在亚洲战场下最后决心，而且还会为他与丘吉尔决策二战大局提供有力的佐证。所以，他同意史迪威和陈纳德同时回国述职。但他大笔一挥，砍掉了和史迪威结盟的第十航空队司令比斯尔将军的名字。

“三叉戟会议”尚未召开，美国军政决策层中已经分成竭然对立的两大派系：一、陈纳德“空中战略”派的支持者为霍普金斯、摩根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二、史迪威“陆地战略”派的支持者为马歇尔、史汀生、阿纳德。而总统罗斯福则是支持“空中战略”派的。从上述名单可知：政界是“空中战略”的后台老板，军界则是“陆地战略”的强大后盾。

蒋介石作为一名纵横家，清楚美国这对立的两大派分歧的核心是支持还是否定他的蒋记政权。他坐镇重庆，使出全身的权谋解数，遥控大洋彼岸华盛顿这场“金殿面君”的好戏，因势利导演成“援陈打史”―进而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军火援助的斗争。

蒋介石要求在美的宋子文、宋美龄、陈纳德要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应变和商决方针大计。

诚如前文所述：史迪威是一位整脚的政治家，这就决定了他非常鄙视那些鼠偷狗盗的事情。再者，他自视是美国在华的正式代表，所作所为光明正大。即便是和属下陈纳德回国对簿公堂，也不应失堂堂君子之风，或日大将军的风范。另外，他是一位“铁杆”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选出的总统罗斯福素无好感。加之这一年以来的实践证明，他认为罗斯福支持，甚至是偏袒陈纳德，伤害了他那极强的军人自尊感。每当他想到罗斯福要陈纳德回国面陈“空中战略”的时候，遂情不由己地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鄙夷之感。

由于罗斯福总统早就属意于陈纳德，所以陈纳德先于史迪威得到召见。

罗斯福支持“空中战略”的腹案已经成熟，召见史迪威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

然而，史迪威未能有力地向罗斯福陈述他的论点。更使陪同晋见总统的马歇尔将军所不解的是，史迪威自始至终只是弓着背，低着头，“嘟嘟囔囔地说了些中国不抗战的话”。

事后，马歇尔对史迪威的表现感到懊恼和失望，他不明白为什么史迪威会有如此下乘的表演，要知道这是决定两种战略方案命运的关键时刻啊！他不得不带着责备的口吻质间了史迪威。出他所料的是，这位倔强的部属却说道：“你难道让我在总统面前贬低陈纳德吗？我……无论如何办不到！”

这就是史迪威堂而皇之的理由：决不在总统面前贬低攻击自己的对手。换言之，在总统面前慷慨陈词为自己的战略思想辩白是自我标傍，违背了他做人的信条。这是史迪威的性格使然，也就是史迪威在所谓严肃的政治斗争中的性格悲剧之所在。

马歇尔作为总统的战略顾问有着鲜明的两重性：作为交朋友，史迪威是可爱的；作为政治盟友，陈纳德确是一把好手。但是，当马歇尔从所谓人的政治品位还原到做人应遵从的人格操守的时候，他是那样厌恶陈纳德的所作所为，又是如此喜爱史迪威的洁身自好。甚至对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的拙劣表现，他也似乎不无惋惜地原谅了。

是日晚上，史迪威和妻子在马歇尔等人的陪同下应邀出席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家的晚宴。这时，他没有了在罗斯福总统面前的拘谨，毫不费力气地向史汀生全面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为了帮助史迪威说明自己，同时也是为了阐明陆军部的观点，史汀生打电话给罗斯福说，他“非常钦佩史迪威，他愿意就总统对史迪威的明显怀疑向总统作出解释”。史汀生打完电话之后又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回顾了他在挑选史迪威去中国时怀有的责任感之后，又充满信心地写道：“我们非常了解他，才把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几天来，他使我相信，他是我所认识的唯一能够顺利完成这项重要任务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在制定全球战略计划的时候，主要依靠战略顾问马歇尔和政策顾间霜普金斯二人。实事求是地说，在“三叉戟会议”召开之前，马歇尔将军和霍普金斯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着互相尊重的态度。但是，现在由于关于对华政策的争执他们已经发展到互不理睬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就不得不履行手中的权力了，以总统的名义发布对华政策命令。他为了缓和与自己战略顾问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再一次找来马歇尔恳谈对华政策。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军事家，尤其是经他之手作出的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决定，那是很难再改变的。可是在对华政策方面，他忽视了罗斯福总统从政治视角处理中国间题的战略思考，过多地强调了美国和盟国在中国战区承担的义务，遂陷入了和总统的对立。

罗斯福最后的努力失败了，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了：缩小反攻缅甸的计划，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

缩小反攻缅甸计划是4月底决定的，马歇尔将军也投了赞成票。因为作为总参谋长，他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为此，他于翌日写信给史迪威：

昨日我与总统讨论中国问题，他认为陈纳德之空军作战计划，久被遗忘，今宜从速实行；云南华军之物资，亦宜照运。

史迪威获悉罗斯福总统这一决定之后，他的直感是，这是一个建立在“对蒋介石的品质、意图、权势及能力完全错误的判断之上”的决定。史迪威心里想蒋夫人“已经弄得罗斯福分不清是非了”。蒋介石政府是“一幕独角戏，国民党是他的工具，蒋夫人是他的门面，愚蠢的美国宣传机器是他的杠杆，而我们全都是他的玩偶。”

史迪威也明白：像他这样一个小小的陆军中将在白宫决策圈中是无立锥之地的，谁也不会再听他的辩解，事实上他也无需为自己进行这种表白似地辩解。但他毕竟是一位喜怒哀乐分明的军人，他依然需要发泄内心积淤的愤感。面对这不可逆转的大局，唯有在日记上倾吐无余：

连续的退让证明，蒋介石认为只要喊上几声我们就会向他投降。情况正是这样。在我们到达华盛顿之前，罗斯福已经决定要在中国尝试一下空中努力。这正中英国人的下怀，他们根本不想为了缅甸打仗。如果能哄骗我们在对日作战首当其冲的话，他们为什么要为了中国而战呢？不管怎样，他们将在缔结和约的谈判桌上把缅甸拿回来。

除我之外，没人对建立一支地面力量的枯燥工作感兴趣。陈纳德保证在六个月内将日本人赶出中国。那为何不让他干一下试试？这可是通往胜利的捷径啊！“三叉戟会议”尚未开始，马歇尔、史汀生、陈纳德、史迪威等的“陆地战略”就遭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否决，这无疑在他们每人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对坚决主张收复缅甸，并借以雪耻的史迪威而言，则更是晦气之极！因为他深信丘吉尔和宋子文会在“三叉戟会议”上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完全取消卡萨布兰卡会议作出的收复缅甸的承诺。因此，他不想参加这种会议，最好是能早一天回到他的整训基地―印度的拉姆加尔，听着那些可爱的中国士兵亲切地叫他“乔大叔”的声音。

就在“三叉戟会议”召开的前夕，马歇尔将军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不同意缩小反攻缅甸的计划，强烈要求履行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南北夹击，收复缅甸。”对此，史迪威被打入五里雾中，搞不清蒋介石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马歇尔告之：“据蒋电文称：倘仅占取缅北至曼德勒为止，不特无补中国战场，且徒牺牲兵士，中国决不再蹈去岁覆辙。”

史迪威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因为他清楚这不是蒋介石的真实意图。

“我认为蒋介石担心取消收复缅甸的计划，我们美国会减少对中国的军火援助。”马歇尔以无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对！”马歇尔近似命令地说道，“所以，你要打起精神，为尽快发动缅甸攻势而全力参加‘三叉戟会议’！”

不懂政治策略的文迪威在“三叉戟会议”上攻击蒋介石的为政与用兵之道，促使罗斯福下决心换将

蒋介石此举的目的完全被马歇尔将军所猜中：在美国兑现了空中支援的前提下，唯有把推迟“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责任推给美国，才能保住蒋介石“言必行，行必果”的领袖形象。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利用英美在“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上的分歧，进一步与美国结成同盟，在“三叉戟会议”上压一压丘吉尔所代表的大英帝国的所谓霸气。

“三叉戟会议”实际上有两个议题：一是协调英美在欧洲战场上的步伐，再是重新确认“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罗斯福和丘吉尔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统一了欧洲战场的步伐之后，他们及其与会的高级助手又进入了第二个议题的争吵。

丘吉尔自始至终都不愿意履行“安纳吉姆”行动计划所承担的义务，他对他的参谋长们坦率承认：“到沼泽丛林里去同日本人作战就像到水里去斗盆鱼。”他赞成把鳌鱼拖上岸后用斧头把它劈死的办法。然而，在会谈中他不那么坦率了。他说：“在缅甸作战的种种困难是很明显的。”丛林中无法使用现代化武器；雨季严重限制作战时期，海军无能为力；他还指出，即使“安纳吉姆”行动计划获得成功，他们在1945年以前也不能使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即便到重新开放时，最大的运输量也只是每月二万吨……他提出了经过缅甸，进攻苏门答腊北部尖端和马来亚中部的行动的可能性。他还重申了把仗打到日本本土去的决心。

史迪威在获悉英国希望放弃整个“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以后，愤然断言：“这将使中国人感到被遗弃，并对英国人产生疑虑。”丘吉尔就此宣称，他不会“为了安慰中国人而做蠢事”。他是不会“毫无目的地以代价巨大的行动来打仗的”。为此，史迪威曾两次插话驳斥丘吉尔，想让与会者重视他的意见。罗斯福或许是出于外交礼貌―美国的中将不能当面批驳英国首相，遂两次不让史迪威发表意见。

由此可见，史迪威绝不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另外，他又不会想到与会的陈纳德详细记录了与会者的发言，并密报了未曾出席军事会议的宋子文。

5月17日，“三叉戟会议”再度开会，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会，当面和丘吉尔发生对抗。宋不辱使命，当即作了“最有声色之奋斗”发言。现摘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