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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角逐的牺牲品002（第4页）

史迪威“对待蒋委员长之办法，大有错误。蒋是中国人。”“自有其保持优越地位之必要”。

罗斯福总统的决定以及致马歇尔将军的信函，标志着美军陆军部在中国战区战略思想的受挫。

作为总参谋长的马歇尔将军必须执行总统命令。同时，他认为自已有义务向总统罗斯福阐明空军对地面部队存在着的依赖性：“一旦我们的空中作战行动给日本造成损失，他们就会向我们发动地面进攻，而保卫机场的任务就必然落到中国军队肩上。”事实上，由于在一年前美国空军突然轰炸日本，随之带来的后果是：浙江等地的空军基地已被」日军地面部队摧毁，至今仍未修复，另外，马歇尔将军为了证明陆军部支特的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思想正确，又向罗斯福总统郑重指出：“中国陆军日前作战能力低下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利用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潜力。因此，改变现状，必须是美国派往这一战区代表其利益的代表的主要目标。”

罗斯福总统认为马歇尔将军的政策目标，是利用美援的附加条件，强迫蒋介石的中国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行事，这是他绝对不能认同的。他终于下达了总统令：“以陈纳德为司令的第十四航空队于3月11日正式成立，陈纳德同时摇升为少将。”

陆军部接到总统命令后，自然会有着各种议论。很快，大家的意见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史迪威的身上来，因为陈纳德的晋升必然会降低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地位。采取一项什么样的补救措施给予平衡呢？总参谋部作战处终于想出了办法：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

马歇尔将军同意作战处的提议，他认为唯有如此，“就能做到万全，使中国相信，史迪威将军完全受到美国的信任”。是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决策人”。另外，他还认为如此而为还可以慰藉自己对不起史迪威的愧疚之心。因而他在作战处的请示报告上大笔一挥："3月16日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并呈报总统备案。”

罗斯福是一位大政治家。当然懂得勋章只是完成一种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日工具。作为参谋长马歇尔而言，需要借此抚慰失意的部属史迪威将军；而作为总统罗斯福，他决不赞成因抚慰史迪威进而削弱蒋介石因获得三项要求而对美国的信赖。他站在大国总统的立场上更需要的是蒋介石对美国，或者说对他罗斯福的感激，因此，他在否决授予史迪威这枚荣誉军团勋章的同时，又决定把这枚荣誉军团勋章授予蒋介石，而史迪威所获得的唯一的荣誉权力，是代表美国总统为蒋介石授勋。

陈纳德胜利了，他认为是自己“空中战略”的胜利，是支持他的白宫要人霍普金斯以及艾尔索普从旁相助的结果。他戴上金光闪闪的少将军阶，踌躇满志地组建第十四航空队，为了他的“空中战略”更加辉煌的未来谋划着。

史迪威失败了！他面对晋升为少将的陈纳德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间：“总统为什么会支持他的‘空中战略’呢？”难道我的所作所为全都错了吗？”当他再想到由自己把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戴在蒋介石的胸前的时候，他几乎是愤怒地自语：“‘花生米’有什么功德可以配戴这枚勋章呢！”

3月10日，史迪威六十大寿的日子到了！在这人生极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他面对重庆早来的春天，不能不想到自己未来不寒而栗的前途。他向谁发泄这满腹的怨忧呢？还是像往日那样写在日记上吗？他微微地摇了摇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吗？这必然会给相敬如宾的忠诚妻子带来不必要的担心…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给夫人写一首咏叹春天的诗表述自己的心情。他在诗中写道：

我在芬芳的重庆迎来春天，

混合着美景和恶臭，

有花有鸟，有洒落的大粪，

我将永远不再铲粪。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史迪威写诗的语言依然是那样的尖刻——把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正在自鸣得意的蒋介石比作大粪。我们由这首诗的结论仍可窥视到他此时此刻那灰暗的心境。

残酷的现实不允许史迪威“回到那边我最喜爱的海岸”，而是继续留在中国战区“铲粪”。

既然如此，史迪威根据马歇尔的指示精神：“戒其勿再阻抑陈纳德或触怒委员长”，遂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整训中国军队和修利多公路（即后来称为的史迪威公路）两个方面。按照史迪威的想法：我帮助中国整训军队，蒋介石起码不会反对吧？我帮助中国新修一条自印度到云南的国际公路，把更多的军火物资输送到中国，蒋介石总应该是欢迎的吧？……

蒋介石与史迪威历经一年多的较量，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所谓史迪威问题，决不是孤立的史迪威一个人，而是代表了美国，起码是军界一派人对中国战区的看法。因此，只能利用美国决策的矛盾，采用以夷制夷并软硬兼施的谋略，迫使看重中国战区地位的罗斯福总统作出裁决。为此，他一改过去的做法，采取了决不和史迪威发生正面冲突的手段，有时还作出言听计从的样子，有意主动缓解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史迪威对陈诚印象不错，又听说他在军中与何应钦相对立，遂学着中国以夷制夷的策略提名陈诚接替罗卓英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兼昆明Y军总司令。蒋介石不顾何应钦的反对，立即同意了史迪威的提名，这给史迪威以良好的民主印象。

再者，云南是地方实力派滇系领袖龙云的地盘。长年以来，云南百姓“只知龙老主席，不知蒋委员长”。中央数度想派军队进驻云南，均被龙云以种种理由所坚拒。而今由盟军提出在云南训练三十师Y军，就等于向龙云的地盘派遣了远远大于滇军的中央军，为他日解决龙云打下了伏笔。而由陈诚坐镇云南也是再理想不过的人选。同时，为了安抚杜幸明，蒋介石任命杜为昆明防守总司令，为两年半后解决龙云埋下了一名大将。

简之，任命陈诚之举是一石数鸟之事，蒋介石自然会欣然同意。

由谁取代罗卓英在印度实施“蓝伽计划”呢？蒋介石确实费了不少心思。最初，他属意得意门生邱清泉。但徐庭瑶、杜幸明等人认为邱氏脾气暴躁，恐与史迪威闹翻，影响美援。他几经遴选，遂改调另外一位得意门生——第八军军长郑洞国将军继任。

就这样，蒋介石于不声不响之中完成了对中国参加整训部队军权的控制。

史迪威决计整训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收复缅甸，是为了雪耻。他做梦也不曾想过夺蒋介石的军队。另外，缅战失败的教训使他越发坚信：“中国的士兵是好的，军官则是无能的。”换言之，经过整训的中国士兵，在美军指挥官的指挥下定能击败日军。结果，“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的思想再次抬头，遂导致史迪威和参加整训的中国军官发生对立，并遭到绝大多数军官的坚决抵制。

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之后，认为史迪威是在把中国军队改造成像缅甸、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式的军队。尤其当蒋介石听说史迪威“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的军官由美国人担任，并且先由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以后，他的直觉是：经过史迪威整训过的中国军队已经由姓蒋改为姓美了。从某种意义上讲，等于由美国变相地接管蒋介石赖以生存的军队。所以，蒋介石不仅要行使权力阻止史迪威达到目的，而且蒋、史之间刚刚缓和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

再者，罗斯福总统决定成立第十四航空大队，晋升陈纳德为少将司令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所谓的组织手段，缓解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矛盾。在一般常人的心目中也是这样认识的：“史迪威专负训练装备中国军队之责任。陈纳德专负打击日敌运输之任务……两人业务各有专属，宜无磨擦。”但是，由于史迪威的手中不但握有分配租借物资的大权，而且根据总统命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隶属史迪威的领导之下，结果史、陈之间的矛盾不是缓和了，相反更尖锐了。

蒋介石退守四川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认为当今四川之途依然像当年孔明那样：“东拒双夔门，北扼秦川，南慰彝蛮（龙云等少数民族实力派）。为此。他学着当年孔明的样儿，委派最为忠诚的弟子胡宗南亲率数十万精锐之师坐镇西安，不仅可以抗御日寇西犯黄河，而且也能限制陕北红军向巴蜀一带渗透和发展；时下，南边有陈诚坐镇昆明整训三十个步兵师，再辅以昆明防守总司令杜幸明无形的威慑，与印缅毗连的云南可保无虞；但是，靠什么坚守出入四川的必经通道三峡和双夔门呢？一旦在川鄂交界之处再现当年刘备败失白帝城的惨剧之后，靠什么遏制住溯江入川的日军呢？他思之良久。唯有强大的空军。因此，他强烈要求加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这就又必然导致空军优先分配租借物资的问题。

何应钦纵观中国战区的全局，认定此次日军溯江进攻两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宜昌，最终目的是占领重庆。或者说迫使局促山城的国民政府投降，真正完成宁渝合流，使滞鼠神州的百万日军挥师南下，与美军在太平洋诸岛进行决战。因此，何氏除去赞同蒋介石用空军扼守通往重庆的天然屏障三峡之外，他还要求紧急调拨陆军把日军阻止在宜昌以东。为此，他提出暂停组织实施收复缅甸的战略计划，把在云南参加整训的Y军急调入川，保卫山城重庆。

史迪威听后大惊失色，他近似本能地感到：如果何应钦的这一计划得逞，云南整训三十个师的计划必然推迟；如果蒋介石的计划得逞―强烈要求加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X军Y军的整训都因空军优先分配租借物资而受到影响。所以，他坚决地反对蒋介石与何应钦的提议。理由也是堂而皇之的：“这正是日本人希望达到的目的，部署在云南的部队开始使他们不安了。”

像往日那样，蒋介石解决与史迪威分歧的办法是开会。结果是：这两位性格执拗的人越开会分歧越大。

蒋介石在日军就要发动的进攻面前的确是慌了手脚，他认为必须让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空中攻势，才能确保山城重庆的安全。依据他以往的经验，没有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认可，史迪威是不会改变他的基本立场的。换言之，他仍要和史迪威争论所谓战略的间题。然而面对日军就要大举西犯的危局，如何才能尽快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呢？遂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用句中国的迷信话说吧：“天意难违”，罗斯福总统竟然主动地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机会：盟国的两大巨头―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于5月份在美国会晤，召开代号为“三叉戟”的会议。出蒋介石所料的是：中国外文部部长宋子文应邀出席。

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不形成美、中联合对英国的被动局面，罗斯福再次违愿地拒绝邀请蒋介石参加“三叉戟会议”。作为回报，同意中国派遣外交部长宋子文参加会议，陈述中国在亚洲战场上的作用，以及将发动“安纳吉姆”战役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并不完全了解罗斯福总统的’良苦用心。相反，他认为宋子文得以参加“三叉戟会议”，是他执行强硬外交路线的胜利。换言之，是他和史迪威反复较量的结果。

是年4月，“宋子文赴美，查悉罗斯福所允维持空军前线五百架飞机之许诺，恐难实践，乃向蒋委员长建议，请电罗斯福召纳德面陈。”蒋介石清楚陈纳德在美国白宫有实力很强的政治家为后盾。如果能促成陈纳德奉命回国，当面向罗斯福总统面陈所请，真可谓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为此，他向罗斯福发去专电，在力陈中国战区之艰难后，请总统召回陈纳德当面详陈。

罗斯福收到蒋介石的电文之后，也感到很有必要直接听取陈纳德“空中战略”的有关意见，这对“三叉戟会议”讨论“安纳吉姆”行动计划是会有帮助的。再者，受到“三叉戟会议”冷淡的蒋介石，并未像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前夕那样断然作出拒绝参加收复缅甸战役的决策，满足蒋的这一合理要求也是应该的。因此，他欣然同意召陈纳德回国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