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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飘散的文化顽固的国家（第1页）

46。飘散的文化，顽固的国家

插图77：《戴王冠的国王》，伊费，尼日利亚，12—15世纪，私人藏品

利维坦王国的另一边

蒙田本可以写出类似的句子：“活在当下，尽情享受月光、白雪、樱花和鲜红的枫叶，纵情歌唱，畅饮清酒，忘却现实的困扰，摆脱眼前的烦恼。不再灰心沮丧，就像一只空心的南瓜，漂浮于涓涓细流中——这就是所谓的‘浮世’。”这种看待历史的永恒角度来自德川诗人浅井了意（约1612—1691）。他表达的是古老的佛教信念，即世界不断处于变化和消逝中，人们必须抓紧时机。这是很好的想法，尤其是想到世界各地消逝的文化，有一些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遗址，一些城墙残垣，墓葬，土地枯荣。也许复活节岛上神秘的摩艾石像或北美“筑丘人”（MoundBuilders）[89]曾为它们见证。玛雅人的城市、文字发明者和数学家的故乡，如今只剩一片废墟。特诺奇提特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印加的遗迹寥寥可数，但马丘比丘先进的灌溉系统仍让人惊叹。

内部冲突、流行病或外国征服者的入侵通常会导致崩溃。气候变化、过度开发环境、脱离经济区域或自然资源的枯竭都可能导致衰落或灭亡，还有国家机构的缺失，一般是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当然，玛雅文化有700多年的生命，但即使这样也太短了。要知道一些关键材料，比如“纸”花了1000多年的时间才从中国传到欧洲。与欧洲人相比，美洲居民无法从任何古代文化中汲取经验，包括亚洲的遗产。

科学和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用经济学家迪帕克·拉尔（DeepakLal）的话说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增长得以出现，“长期延续”和国家政权都是必要条件。这两种基本条件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不存在。

让我们先来看看前殖民时代的非洲，虽然接下来的几百年中这片大陆被蒙上蔑视和种族主义的黑幕，但之前又是什么样子呢？伊斯兰获胜之地会建立国家并组织起城市生活。正如天主教的土地一样，在伊斯兰的土地上，文化和科学教育也非常受限。例如，加纳的黄金城在11世纪就有浴场和12个清真寺，让学者安居，让法学家乐业。但伊斯兰化经常以肤浅的方式进行。推崇圣战的奥斯曼·丹·福迪奥（UthmandanFodio，1755—1817）在豪萨城邦[90]观看对树木和岩石的崇拜仪式，参与占卜和魔法仪式，并了解如何配制魔法药剂。

1000年前后在撒哈拉和林波波河[91]之间出现了一些统治政区，它们极少可以与越来越文书化的欧洲各国相提并论。以16世纪在中非的疏林草原上逐渐扎根的隆达王国为例，可以看出一些非洲国家有多么“固执”。这里实行的政治制度很巧妙：每个统治者，无论他的血统如何，都可以获得前任统治者的身份，并融入前任的亲属关系，被看作一家人。他能够超越所有兄弟姐妹的亲情纽带，赢得众人之中的权威地位。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枪支具有政治分量，而同样有用的则是大量的马匹。一位葡萄牙的编年史家记载，塞内加尔西北草原地区的沃洛夫王国可以调遣10万名步兵和1万名骑兵，这个数字肯定被严重夸大了。在前伊斯兰时代出现的桑海帝国[92]是15和16世纪非洲最大的国家之一，皇帝桑尼·阿里（SonniAli，约1464—1492年在位）和阿斯基亚王朝的穆罕默德一世率领骑兵沿尼日尔河大肆扩张。尼日利亚西南部的奥约帝国也是一个马背上的国家，它们的疆域在今尼日利亚的西南部。骑兵在这里止步不敢南下，再向南他们的坐骑就会遇上致命的舌蝇。

天主教在埃塞俄比亚以及中世纪晚期的努比亚都有据点。在西部和南部，传教士很难获得成功。1534年，第一个教区在圣多美建立。中非大陆上的刚果王国是天主教的少数几块飞地之一，统治者在葡萄牙传教士的感召下皈依天主。上帝在这里被称为“NzambiaMpungo”。阿方索一世在1506—1543年统治着刚果，他一直与里斯本通信，其国王身份也被认可，他还试图从葡萄牙引进教师和工匠。欧洲时尚成为上流社会的地位象征。尽管军队有段时间配备了枪械，刚果王国还是在葡萄牙“朋友”的指引下解体。储存在地下的铜矿激发人们的渴望，也让招募奴隶成为可能；1530年前后，每年有4000～5000人被贩卖“出口”。内讧让征服变得更容易。1665年，随着葡萄牙-非洲军队打败刚果军队，这个拥有300年历史的王国烟消云散。但在中非西部，有一种“大西洋-克里奥尔”文化幸存下来，并催生了非洲化的天主教——奴隶就来自这一文化，他们被出口到加勒比海和北美殖民地，并成为当地非裔美国人的第一代祖先。

非洲各国也有横向联盟，例如长老会、青年兄弟会和秘密社团。最重要的社会形态通常是根据出身形成的群体，即世系渊源。这种家族谱系帮助国王登基、保护他的地位，能让一个人成为国王也能阻止他上位。许多个人的决定，例如婚姻，都需要得到家族的批准。一些非洲社会允许阶层跃升，如果一个人证明自己是战士、猎人或通晓宗教仪式，就可以跃升。但另外一些社会中，只要继承了一种职业就无法逃脱其阶层。非洲几乎没有任何货币经济，银行、汇票或类似物根本不存在。非洲经济从未取得任何显著的生产力增长，也没有因此变得效率低下。农业在奴隶的帮助下大幅度推广。除了黄金和盐，奴隶是非洲最有价值的“商品”。土著精英也是买家之一。毕竟，拥有物质产品可不如拥有奴隶更让人受到尊敬。

在殖民时代之前，只有很少的非洲语言有书面记载，包括斯瓦希里语。即使在宗教已经渗透的地区，识字的人也仅限于小圈子。直到19世纪，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才开始为当地人提供少量阅读和写作方面的指导。甚至在1850年之后，还有一些非洲政要拒绝这种艺术。在没有接触到伊斯兰教或天主教的地方，不会出现基于书面公文的统治模式。当非洲人列奥评论在“黑人之国”中城市秩序不佳、宫廷礼仪不精时，他显然是以欧洲为标准。

非洲经济保守，生产力也低，更复杂的国外技术很少被引进。人们虽然接受了织机和火枪，但对轮子毫无兴趣。这样一来，除了稀缺原材料、奢侈品和奴隶，不可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把商品运输到更远的地方。纺车也无人理睬。欧洲人和印度人都大幅提高了纺织品产量，非洲本地产品不能取代进口，只能作为进口商品的补充。

在非洲大陆的许多王国都出现了伟大的、独立的艺术与建筑——从埃塞俄比亚的拉利贝拉山壁上开凿的岩石教堂、摩洛哥小镇阿伊特·本·哈杜的黏土建筑和摩洛哥古城菲斯宏伟的布·伊南古兰经学校，到多贡族[94]或库巴王国[95]的面具。从非洲艺术中推导出的“拟人禁令”[96]并不成立。如果愿意，非洲的雕塑家完全可以创造出逼真的雕塑，比如15世纪在西非的古城伊费出现的令人惊叹的青铜头像（插图77），说它来自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的工作室，也会有人当真。

早期欧洲旅客的描述后来成为广泛流传的陈词滥调。热那亚人安东尼奥·马凡特（AntonioMalfante）在1444年穿越撒哈拉沙漠，他把非洲人描绘成**纵欲的野蛮人，连**都不会羞耻；他们是伟大的魔法师，用熏香祭拜恶魔。非洲人列奥说他们“非常野蛮”，像动物一样生活，没有法律也没有规矩，只有大城市的人能“多一点理性和一丝人性”。而且他们一直都很开心，跳舞作乐、大吃大喝。荷兰商人彼得·德·马里斯（PieterdeMarees）在1602年发表的报告中描述了黄金海岸周边区域，西非的居民很会学习而且理解力强——可见不是所有欧洲人的文章都充斥着种族主义！但如果非洲黑人被画得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一样，威仪赫赫、表情严肃，那只不过是例外情况，就像胡安·拉蒂诺（JuanLatino，1518—1594）也罕见地平步青云。作为一个被释放的黑人奴隶，他最终成为格拉纳达大学的拉丁文教授。

1600年前后，整个非洲只有30多个城市的人口数超过2万。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人口继续下降。马里斯提到黄金海岸的城镇时，只说它们很丑。人们在几英里外就能闻到从垃圾堆里不断散发出来的动物尸体的恶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通过贸易，也多亏了自然资源、农业耕地和牲畜牧场，定居点的范围越来越大。有时候，当一个宗教场所吸引人们聚集时，众神也会出手相助。在中世纪，大津巴布韦是南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居民人数多达1。8万人。它与印度洋沿岸的港口城市进行贸易，附近又有得天独厚的金矿，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统治阶级以牛肉和啤酒为食，使用中国瓷器，生活在宏伟的花岗岩建筑中。大津巴布韦的定居点仅分布在少数地区，其中包括位于今天马里的迪亚、伊斯兰学术中心廷巴克图，以及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地方，比如蒙巴萨。基尔瓦引人注目的是“美丽的石头房子”，木门都是雕刻精美的艺术品。葡萄牙的干预让这里的文化繁荣和城市自由戛然而止。在17和18世纪，蒙巴萨和基尔瓦与非洲东海岸的其他城市一起变成阿曼的领地。

非洲大多数政权都无法做到“长期延续”。加纳在13世纪解体；作为西非大国，黄金国的传承国马里在14世纪末王朝冲突中分崩离析。北非柏柏尔人建立的穆瓦希德王朝（1147—1269）的后嗣、孱弱的马林王朝（1213—1554）自13世纪下半叶陷入权力斗争。随着苏丹阿卜杜勒·哈克二世（Abdal-HaqqⅡ，1421—1465年在位）的垮台，马林也成为历史。与此同时，鼎盛的大津巴布韦也是气数已尽，也许要归咎于对自然的掠夺，也许是因为黄金贸易地点的迁移。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时，伊费的地位已经被贝宁取代。贝宁周围环绕着宏伟的城墙，中间端坐的是一个小国，国王只有一处宫殿和一个基本管理机构。17世纪，贝宁国势渐微。葡萄牙人在此前已经击败了大津巴布韦的继承国穆塔帕王国。1591年，摩洛哥萨阿德王朝的苏丹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alMansur）挥师南下，因为王位斗争实力大减的桑海帝国不得不屈服于苏丹的火绳枪部队。

更和平的局势只出现在非洲内陆，伊斯兰教和奴隶猎人都没有侵入此地。在外围暴露区，也有少数几个王朝支撑了更长时间。比如埃塞俄比亚的一直延续到1974年的所罗门王朝，位于今天突尼斯的柏柏尔人的哈夫斯王朝（1228—1574），或者从11世纪开始统治加涅姆、后来又统治博尔努的乍得湖畔的伊斯兰王国赛法瓦王朝。奥斯曼的顾问帮助赛法瓦苏丹建立了一支配备火枪的部队。得益于此，伊德里斯·阿拉玛（IdrisAlauma，1564—1596年在位）成功守护着对国家非常重要的撒哈拉沙漠的路线并让邻国俯首称臣，其中包括乍得湖东南部的一些科托科族“自治城邦”。1846年，赛法瓦王国最终衰亡。

非洲不同社会遵循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这让人们看到了在没有西方模式的国家秩序时社会是什么样子。在现代早期，欧洲在这片广袤大陆上的存在感仅仅局限在沿海据点，总而言之，影响力微乎其微。直到19世纪，非洲才陷入西方现代化的“旋涡”之中。非洲大陆从奴隶供应商转变为欧洲的商品市场，这一地带先是被“西方”剥削，而后被军事征服。人口直到现在才开始显著增长，并成为今天非洲大陆的一个主要问题。以前，情况完全相反。直到1750年，非洲每平方千米只有2。3～5。8个人居住，而欧洲约有27人。非洲在前殖民时代之所以城市化程度很低，就是因为人口稀少，这也是造成其他一切后果的最重要的原因：缺乏教育基础设施，知识储备太少，再加上书面办公几乎没有发展或发展很慢，因为既没有官僚机构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

现代早期的欧洲国家及其核心，即城市，当然不能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但只要抬眼看看“其他”地区就能发现，“凝聚的国家政权”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它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安全——这是研究和探讨不可或缺的框架。这种政权在许多亚洲国家也不见踪迹。

并行，分歧：中亚、东南亚

中亚和中东地区与非洲一样，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都是被动的接受者，在世界经济的变化过程中没有主动给予。亚欧大陆的中心一次又一次遭到入侵和战争的摧残。图书馆、档案馆和创作室都毁于战火，知识和记忆也被付之一炬。阿夫里格王朝的统治者在公元305—995年曾把首都设在柯提城（Kath），后来这里被一个地方统治者摧毁，比鲁尼称这是“对旧文化的犯罪”。人口超过50万的大都市内沙布尔位于伊朗东北部，曾是世界上重要的科学阵地之一，在王朝最后一任苏丹赛贾尔（Sanjar，10841086—1157）统治末期，和梅尔夫以及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的其他城市一样，被土库曼游牧民族洗劫一空。蒙古人和黑死病才让这些城市得以苟延残喘。最近的研究表明，这里也没有出现什么“蒙古治世”（PaxMongolica）的局面。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遥望东方，把目光投向印度和中国。欧洲的文化和穆斯林的西部对他们来说仍然遥不可及。眼见乱世横祸，许多地方对知识的推崇都让位于火热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运动——而同一时期，拉丁欧洲正在设立大学，世俗的空地正在逐渐扩大。

帖木儿的后代之间发生激烈的势力争夺，让奥斯曼和白羊王朝这样的部落联盟渔翁得利，蒙古大军在伊朗东部和河中地区止步不前，这一地区的秩序变得更加松散。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设立关税壁垒，以便用收益来填补金库。他们被称为第一批“文艺复兴的君主”：他们掌管世俗政府，有精明能干的行政人员，允许人们通过功勋提升阶层，并开始布局一条远至埃及和中国的外交线路。古老的辉煌偶尔也会再次闪烁。天文学中产生了重要人物，尽管大不里士的天文台在蒙古人第一次入侵时就被夷为平地。在前文提到的兀鲁伯统治时期，撒马尔罕的科学又一次繁荣。苏丹侯赛因·拜卡拉（HusainBaiqara，1470—1506）用文学——波斯语和突厥语——和艺术为自己博得名望，他让赫拉特[97]再次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随着苏丹拜卡拉的死亡，帖木儿帝国势力急转直下。帖木儿的孙子巴布尔前往印度，在那里为这个王朝的历史写下了后记。剩下的就是北方的游牧部落和东、西部的“绿洲政权”。有些人选择了草原上无拘无束的生活——比如住在俄罗斯帝国边境地区的哥萨克民族——并且尝试摆脱中央权力的制约，叶卡捷琳娜大帝（KatharinaⅡ。dieGro?e，1762—1796年在位）才最终征服了乌克兰的哥萨克人。

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期间，曾经显赫一时的萨非王朝也失去了最后的辉煌，它本是奥斯曼土耳其和印度洋之间贸易路线的“驿站”（Karawanserei）。在“大帝”阿拔斯一世的统治下，它曾找回旧日的辉煌。虽然首都伊斯法罕的巍峨建筑拔地而起，细密画、艺术品和文学都熠熠生辉，但科学仍然被什叶派神职人员怀疑，所以依旧处于无关紧要的地位。1722年，这座拥有60万人口的城市在长期遭受围困后落入阿富汗的吉尔扎伊人之手。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这里只剩下区区5万人。

“长期延续”——这里指的是比几百年更长——在东南亚大多数政权都没有得到实现，在中亚、近东和非洲也是一样。唯一的例外是强大的高棉王国，它在大越国和马来半岛之间日趋壮大，并于1200年到达顶峰。一个世纪之后，一名中国特使对高棉国王周围的奢华惊叹不已：“这里的人知道什么是统治者。”当然，那时候王国的未来已经渐渐暗淡，干旱期的到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暹罗人压制了高棉的影响。15世纪，曼谷北部的阿瑜陀耶王朝逐渐崛起，统治了这片区域，高棉人迁居到金边地区。吴哥窟这座镀金的寺庙让人回想起它逝去的权势，曾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复合体的一部分。时光飞逝，许多其他政权也出现在这里，或旷日持久，或昙花一现——其中包括素可泰、勐卯和阿瓦王朝。掸族先民建立的阿瓦王朝取代了原本统治缅甸的蒲甘王朝，后者在13世纪下半叶之前一直坚不可摧。

在这片被城市人鄙视的“野蛮的”东南亚根本感受不到利维坦的铁腕，有些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葡萄牙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Jo?odeBarros，约1496—1570）提到暹罗北部神秘的山民“食人族”，他们文身遍布全身并有烙印，在马背上与邻国人民开战。这里有水稻文化和河流，并且非常靠近大海，很容易建立可发展出自身特点的小型权力中心体系“曼陀罗国”，这一体系中有一个中央政权，还有许多围绕其周围的附属国。这些附属国在各自的圈子里又是更小的曼陀罗国的统治中心，它们不得不一直维护自己的影响力。一旦中央政权显出疲态，较小的附属国就会寻找新的可依附对象。就像欧洲一样，通婚有助于加强联盟和集中统治力，凭借人口增长和贸易增强中央政权的吸引力。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国家”身份。明代永乐皇帝试图侵占并吞并这片土地，但这些小国于1428年成功地抵御强敌，当时有人说道：“土地仍然是南国的土地，人民仍然是越南的人民。”当时的获胜者黎利（LeLoi）创立了一个新王朝，从此成为民族英雄。此外，越南人在13世纪末击败过一个超级大国：蒙古。永乐皇帝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缅甸西南沿海的阿拉干王国在孟加拉湾站稳脚跟，即后来的若开邦，它的主要城镇是妙乌。16世纪，它从孟加拉苏丹国赢得独立。它的佛教统治者推行的是世界主义文化。他们保留穆斯林称号，推广波斯文学并且允许婆罗门举行庆祝仪式。和东南亚的某些地区一样，当时这里的形势让人联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些沿海国家发展出高度的自治水平。远距离贸易或农业的利润提供了装备军事力量的资金。火器最初来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进入16世纪，欧洲的炮手和雇佣兵，包括他们技术优越的武器都很受欢迎。“世界统治者”莽应龙（Bayinnaung）可以被看作亚洲的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他是缅甸东吁王朝的后裔，这位“许多白象的主人”利用西方大炮建立起一个权力综合体，他不仅接管了前任国王莽瑞体打下的勃固城，还远远扩张到缅甸以外的地区。1581年莽应龙死后，国家很快就土崩瓦解。就连刚刚被征服的阿瑜陀耶也摆脱了东吁王朝的统治。

暹罗的民族英雄是胜利者纳黎萱（Naresuan，1555—1605）。这位战场之王再次击败阿瑜陀耶，让柬埔寨和兰纳王国（意为“百万稻田”之国）的中心清迈降服。国际化的阿瑜陀耶就像是泰国的威尼斯。它位于三条河流的交汇处，运河纵横交错，国际贸易带来大量财富——甚至连荷兰人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分公司——城内有三座皇家宫殿、近400间寺庙；暹罗的太阳在这里也被黄金层层反射。在若昂·德·巴罗斯看来，它的统治者是所有土地的主人，似乎是地球上最无拘无束的人。

权力把自己伪装在宗教、图像和建筑中，如同它在欧洲那样。从吴哥窟到妙乌的九万尊佛像塔，宏伟的宫殿、寺庙或清真寺既在诉说统治者的庄严、神的伟大，也在展示国际贸易的利润。神祇、圣迹和圣像保护着欧洲，掌管东南亚的则是保护神、佛陀的佛牙或白象——它们在暹罗被奉若神祇，同时也是重要的统治象征。塑像能创造奇迹，比如老挝澜沧王国的皇家佛像“勃拉邦佛”，或在艰难险阻后达到曼谷玉佛寺的“帕佛陀大摩尼宝玉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