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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飘散的文化顽固的国家（第2页）

意大利的海上王国在这个遥远的地方也有其对应者，即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王国和爪哇岛东部的满者伯夷国这两个中世纪的王国。意大利共和国的总督将一枚戒指抛进环礁湖水域，宣布他与海洋缔结婚约；三佛齐的大君——梵语中称为摩诃罗阇——则向穿越国土的穆西河里投掷金条。“看，那边”——在水中——“是我的财富！”他呼喊道。

东南亚的画面中也出现了岛国，比如苏拉威西的戈瓦苏丹国，此外还有无数微不足道的政权和拥有制海权的小国，这些小国分布在印尼最北端的特尔纳特岛或蒂多雷岛上，它们或者已经统治了几个语言、宗教和文化各异的小岛，或者试图夺取统治权。一个中国人鄙夷地评价帝汶土著人：他们几乎赤身**地走来走去——这太丑陋了，几乎让人不堪直视。这里和其他岛屿的淡水稀缺，近海无处供大船停泊，无法运送香料或硫黄，因此没有出现交易场所。与此同时，一些组织完善的苏丹国家日趋强盛，如马京达瑙、苏禄、亚齐或柔佛。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皮加费塔看到文莱苏丹的宫殿时震惊不已，他仔细地记录说，这个宫殿堡垒有五十六门铜炮和六个铁制“轰炸机”。

在17世纪初，大越、后来的缅甸和阿瑜陀耶统治整片大陆。大越已经分裂为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尽管黎朝的傀儡皇帝名义上仍拥有最高主权。到世纪末，大越南部的交趾支那夺取了占城国的领土，一直扩张到湄公河三角洲。文化上的认同被强化；泰国人、爪哇人和其他民族逐渐意识到各自的身份。

东南亚和“西方”的差距是出现在此时——小冰期和全球危机时期——还是出现在1750—1850年，这个问题仍有很大争议。17世纪对东南亚意味着一个转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自然灾害和干旱期、战争和起义让这里的统治体系变得脆弱。1645年，马尼拉大地震终结了这个伟大时代。15年后，亚齐遭遇一场大规模海啸。饥荒一次又一次侵袭这片土地，被自然或战争摧毁的地区长期无法恢复。由于人口减少，群岛的港口城市实力大减，也失去了对腹地的控制，河流边上的首领和部落酋长逐渐获得影响力。葡萄牙雇佣军的指挥官菲利普·德·布里托（FilipedeBrito，1566—1613）像每个指挥官一样梦想着建立自己的国家，他攻陷若开邦，在缅甸南部港口沙廉加冕称王，但他的春秋大梦也就做了几年。东吁王朝的继承人阿那毕隆（Alun）将他擒杀，这个冒险家死于非命。

但还有一些国家没有走下坡路。例如，越南人在17世纪70年代达成了停火协议。澜沧王国直到该世纪末一直处于和平富裕时期。阿瑜陀耶在专制的国王那莱（Narai）的统治下一直保持稳定，直到其于1688年去世，这得益于不久前刚刚登陆的法国人提供的帮助。但国王去世前几周发生暴动，不受欢迎的欧洲人被扫地出门。因此，之前已经离开金边的荷兰人想尽办法要渗入这些群岛。他们从葡萄牙人手里抢走了马六甲，1660—1669年占领了望加锡，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爪哇和爪哇海。因为内部纷争，1699年国王又被谋杀，强大的柔佛一蹶不振。因为相互敌对的政权，巴厘岛仍然处于分裂状态，特尔纳特岛沦落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附庸。由于维持统治和军事力量的成本巨大，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力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减弱，并最终因英国的大规模竞争而日趋衰落。但这个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公司直到第四次英荷海战（1780—1784年）的惨败才最终破产。

在历史学家维克多·利伯曼看来，上述提到的有些国家的建国历程与欧洲的发展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小服从大——印度人管这个叫“大鱼吃小鱼”（matsyanyaya），即通过谋杀和暴力集中权力；建立雇佣军和官僚机构；建造外观奢华的辉煌宅邸并借此展现国家实力。精心策划的联盟体系和敌对联盟都是非常“欧洲式的”。还有文化融合，比如通过宗教或历史书写建立身份。然而，当人们考虑到欧洲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公职人员，想到欧洲的阶层集会和议会时，欧洲与东南亚就变得大相径庭。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在东南亚出现，也许苏禄的“发言屋”（rumabechara）是个例外，这是地方部族首领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碰面的地方。要找到与欧洲有文化的市民阶层和学者类似的人，绝对非常困难。像印尼戈瓦苏丹国的首相卡拉恩·帕廷高洛昂（KaraengPattinggalloang）这样的人凤毛麟角，他可以被视作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他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至少能听懂西班牙语和拉丁语，他收集书籍并钻研欧洲数学和天文学。尽管如此，望远镜、钟和其他精密机械都依赖进口。所有这些东南亚高级文明想要实现技术突破，甚至想凭一己之力实现工业化，简直比登月还难。投资新事物，或者说风险投资的借贷成本高得令人咂舌，年利率可能高达400％，而欧洲直到16世纪年利率也就保持在5％～6％。此外，货币经济在各区域的发展非常不统一，资本所有权也不明确。传教士带到大越的印刷术几乎无人问津。今天仍然能看到的传教士的遗产大概就是一些东南亚国家保留了拉丁字母。

欧洲的王朝和稳步增强的统治力一般持续很久，但东南亚大陆上各国在内战中互相厮杀，比如缅甸和暹罗就在两百年的角逐中争夺地区霸权。从小处看，国际秩序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在意大利，18世纪则在整个欧洲大规模发展，东南亚对此却闻所未闻。这一地区的主要王朝没有一个幸存下来。清朝的经济扩张影响深远，东南亚在1740—1840年出现了一个“中国世纪”，这也标志着本土国家的没落。

印度

在这片“第伦桃之地”，一个新的大国崛起：莫卧儿。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它的蒙古根源。[98]帝国创始人是之前提到的扎希尔丁·穆罕默德·巴布尔（Zainad-DinMuhammedBabur，1526—1530年在位），他祖上是接受波斯文化熏陶的河中地区的帖木儿帝国。当时萨非王朝扩张，昔班尼汗又建立乌兹别克帝国，他决定前往阿富汗，后来在印度北部寻找机会并占领了富饶的德里和阿格拉。他的自传为其带来了名声，该书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讲述，既有自我批评，也有对自己的戏剧化包装，以及田园诗般的花园场景和风景图。巴布尔最重要的后裔是他的孙子阿克巴（Akbar，1556—1605年在位），阿克巴13岁即位时，连首都德里都处于阿富汗的苏尔王朝的统治下，他收复失地，被认为是莫卧儿帝国的第二个创始人。在他去世时，帝国的疆域从喀布尔和古古拉特延伸到孟加拉。阿克巴在军事精英、下属官僚和百万军队的帮助下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他的统治并不是依赖随意的“苏丹”敕令，而是结交各地的上层阶层并任命总督帮他治理。阿克巴有好几座皇城，其中最美丽的是世界奇迹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城，他的多处居所展现出一种统治观念，即把国家视为统治者的扩大版住所，甚至是宇宙的反映。基于宗教价值观和仪式的纯洁程度，以及家族结盟的重要性所建立起来的种姓制度，导致这里的公民显然很难有什么自由。城市自治只是纸上空谈，自治权只存在于村庄一级。

只要关税和税收能够流入国库，无论与谁进行海上贸易，印度的统治者通常都不在乎。他们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是农田的产量。一直到殖民时期，印度都是一个世界贸易中心，它受益于资本的流入，但渴求财富的贪婪统治者把所有资金囊括在手。印度和中国商人在沿海城市中处处可见。与他们相比，欧洲人的数量仍然少得可怜。产权慢慢开始出现。在莫卧儿帝国末期，城市居民、商人和世袭贵族组成的中产阶层开始出现。东南部乌木海岸的许多贸易中心，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似乎为过渡到工业化生产模式铺平了道路。需要的资本——美洲白银锻造的卢比——可能也已经准备就绪。然而，印度并没有出现任何“普罗米修斯式的”增长的迹象。

印度天文学和数学的伟大传统早已中断。因为自然研究对宗教没有贡献，所以只有工匠和下层阶级的人研究自然。亨德里克·范·莱德（HendrikvanRheede）——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沿海省份马拉巴尔派驻的总督——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于1678—1693年出版了《马拉巴尔花园》一书，这是一本植物学经典。斋浦尔的大君杰伊·辛格二世（JaiSinghⅡ，1700—1743年在位）命人建造天文台进行天文观测，但对大局没有多少改观。莫卧儿时期的细密画却有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有建筑——只消想想沙贾汗（ShahJahan）妃子的陵墓，阿格拉附近的泰姬陵。

印度的工艺水平令人印象深刻，例如漆工、陶瓷和高品质的纺织品。但这里和欧洲之外的所有地区一样，都无法与拉丁欧洲城市中的规模相提并论。试图引进欧洲技术的人很少，18世纪在印度西部的一处宫廷供职的拉玛希哈·马拉姆（RamasimhaMalam）就是其一。他在东非海域遭遇海难，后流落到荷兰并在那里待了近20年，他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方工艺，从玻璃吹制到钟和枪支的制造。但马拉姆的技术似乎没有广泛传播。复杂的设备——手表、望远镜，甚至眼镜——在印度都依赖进口，和亚洲其他地区没什么两样。人们不知道如何制作玻璃，这一点都不奇怪。当时的一幅小画向我们展示了莫卧儿年迈的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1658—1707年在位）——印度北部、阿富汗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德干苏丹国的征服者——阅读《古兰经》的样子：莫卧儿皇帝驼着背蜷缩成一团，把头凑近《古兰经》（插图78）。如果有眼镜，他的姿态可能可以更加威严一些。

插图78：《奥朗则布阅读〈古兰经〉》（画面前方坐着的是他儿子卡姆·巴克什），18世纪初，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在奥朗则布的王国里，也没有投入时间和金钱去促进创新的激励。成就和经济成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推动社会进步。只有下一次重生时才能期望阶层的提升，而平心静气地接受当前形势比改变形势更能积攒好的业力。甚至聪明的阿克巴在看到波斯字母活字时，也没有认识到印刷术的重要性。因此，印度直到19世纪都处于手稿时代。这样也就不具备传播有用知识的基本先决条件。

东亚其他国家也大多拒绝印刷术。耶稣会士在16世纪下半叶就在果阿和澳门开设印刷工坊，多明我会修士则在马尼拉，但他们出版的西方书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果阿，截至1679年一共只有三本。在天主教教区外，宗教传统似乎一直阻碍着印刷技术的传播，直到20世纪，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对古登堡的技术不感兴趣是一个很重要的阻碍因素，所以印度继承的欧洲科学遗产少得可怜，就像“风下之地”沙巴和波斯一样，后者在1739年征服了新德里，终结了莫卧儿帝国。

日本：德川文艺复兴？

日本，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为“齐潘戈”的神秘之地，它的近代历史与欧洲有非常奇特的相似之处。到了15世纪，足利氏开创的室町幕府逐渐衰落。1467年，由于实力强大的地方大名相互征战，这个国家陷入100多年的动**。在这个“战国时代”（sengoku），地方大名的政权就像意大利出现的“新诸侯”国家一样，几乎实现了自治。村庄和城市的自治权力也不断增强。它们互相盟誓——就像中世纪晚期的城市联盟和邦联——组成覆盖整片区域的联盟，商定延期偿付债务和税收减免的制度。在联盟会议中发展出“共同商讨模式”（shugo），多数人的投票决议须得到认可。

与德国农民战争一样，宗教动机也点燃了反叛分子的热情。例如，佛教净土真宗（一向宗）本愿寺派信徒发起一向一揆同盟（ikkoikki）。直到室町幕府晚期，他们的军事力量一直持续扩张。一向宗门徒坚信，如果他们在战争中捐躯，会在纯净之地再次“诞生”，那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天堂。工匠、商人和乡村领主都加入“一揆”，这个词意味着“共同行动”“统一想法”。1485年，山城国整片地区的36个武士领主结成同盟，直到几年后分崩离析，这个联盟被一位日本历史学家称为“人民议会”。这种集会是政治文化的体现，可能也意味着联邦的开端。城市中仍然享有一些自由，比如武家和商人统治的堡垒城市金泽，以及被一位耶稣会士视作“日本威尼斯”的自治城市堺市。日本甚至出现了市政厅（kaisho）。政治竞争刺激了很多有钱人，他们大方地资助各种文化活动。京都银阁寺周边的仙境，以及诗歌和戏剧、精致的茶道和水墨画都让人回想起“战国”的狂野时代。

日本自1543年就获知火器的存在。著名的枪械编年史著作《铁炮史》就以此为开端，记载了亚洲文化与西方武器技术的第一次接触。书中提到两名葡萄牙商人，他们因为暴风雨流落到萨摩以南的种子岛。他们可能携带了一个由“重物”制成的东西：一根三日尺长（总长约一米）、一侧被封口的管子。“它一侧有一个开口，可以喷出火。它的形状和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人们使用时添加一些神秘的药粉，再塞进一颗铅珠。”这个东西对战争和狩猎的效用是立竿见影的。“从这件东西里射出的东西可以粉碎一座银山，还能穿透一堵铁墙。”种子岛岛主时尧想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葡萄牙人很乐意向他演示。当他们在晴天再次开火时，旁观者起初感到惊讶和震惊，但是最后所有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想学习！”他们仿制了这个喷火的“万象之奇迹”（WunderallerWunder）。火枪自1558年开始在战场上使用。有趣的是，日本这个后来的亚洲先锋似乎是唯一信赖自主生产而不肯依靠进口的国家。

然而，日本也没有出现技术突破。1552年，传教士弗朗茨·克萨韦尔观察说，在日本没有人知道地球的形状及其运动。同时代的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óis）注意到，在欧洲由水力、风车或动物进行的生产活动在日本都由人来完成。

1580年，一向一揆的武装起义被击败，本愿寺信徒受到严格的监视。意大利在地方自治的时代后迎来强大的君主统治，17世纪初的日本也一样，德川幕府的建立意味着平民的狂欢结束。在国内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皈依基督教的人受到迫害，一些传教士成了殉道者。17世纪30年代，德川幕府逐渐将日本塑造成一个封闭的贸易国家——一些欧洲经济学家对类似理念很熟悉。在恐惧和骄傲的驱使下，它发布了一系列法律。除少数例外情况，日本人被禁止离开家园，威慑他们的是死刑。所有对外关系此时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在国外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不准再进入日本，贸易航行也受到限制。具有“十字军心态”〔安东尼·瑞德（AnthonyReid）语〕的葡萄牙人不得不在1639年收拾行囊。中国人接替了他们的角色，荷兰人也很乐意分一杯羹，但他们不得不在长崎附近的人工岛上进行交易。幕府害怕西班牙人从马尼拉发动袭击。传教士经常为雇佣兵打头阵。

耶稣会士在1591年前后将一台印刷机从澳门运往九州。随后不久，侵略者又把韩国的印刷机和活字作为战利品带走，并且一位从1610年开始就一直在京都经营印刷工坊的日本人还出版了日语版的《伊索寓言》，但这项技术并没有流行起来，也许是因为一开始出版的大多数是天主教书籍。这样一来，虽然这项技术在日本的历史差不多和中国一样长，但雕版印刷之外，传播最广的仍然是烦琐的手稿和手绘。本可以传播“外国”科学的著作在文献典籍中的地位也是微不足道的。

闭关锁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完全隔绝与其他人的接触。相反，日本与亚洲邻国有了新的联系，带来了长期的外部和平。幕府将军定都江户，即今天的东京，每年接见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长官，接收关于世界政局和科学发展的汇报。儒家学说的传播则促进了内部和平，也成为德川家族的治国理念。与中世纪的欧洲类似，日本的等级制度以幕府将军和贵族为首，这源于宇宙的理性构造。与欧洲一样，尽管城市和地区统治的秩序都要服从高高在上的幕府和法律，但这种秩序中隐含着竞争，为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日本社会在18世纪进入转型期。在儒家观念中很受鄙夷的商人阶层发展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贷款人，市场和资金越来越重要。虽然江户和大阪这样的中心城市自该世纪中叶以来人口不断减少，但海港城镇和堡垒城市繁荣起来。与非洲相反，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日本潜在的智力和知识就在这些城市人口当中。与19世纪后期的亚洲所有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已经具备了迅速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如同拥有莎士比亚的伦敦，日本的剧院里各阶层的观众——和女观众！——也爆满。独有的艺术流派“浮世绘”是一种以彩色木刻画为主的绘画形式，反映了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展示妓女、相扑手和风俗场景：这一市民文化在亚洲独一无二。识字的人可能比欧洲还多，因为佛教寺庙开设的学校面向所有阶层的人，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入内。但是就图书出版的数量而言，仍然比欧洲落后许多。荷兰每百万居民拥有538册书，英国则是198册，而日本只有7册。不过有无数印刷有文字和图像的宣传册在民众当中流传。它们主要是用来报道重大事件、战争和灾难，但首要目标是娱乐读者。此外，市面上还可以看到佛教和儒家典籍、算术书和指导手册、戏剧、趣味书，也有《源氏物语》等经典作品。

1720年，历时90多年的对中国图书的进口禁令得到放宽。日本还设立了“兰学”（aku，简称“rangaku”）。直到19世纪，日本对广大世界的认识确实一直来源于荷兰。宇田川玄真发表于1808年的著作《和兰内景医范提纲》（插图72）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美丽的佐证。卷首插画画的是荷兰解剖学家史蒂芬·布兰卡特，他于167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新订解剖学》为玄真提供了模本。

荷兰的船只不仅带来欧洲的天文学、植物学、化学、数学和解剖学，还在1783年带来了矿用泵。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日本人意识到荷兰语并不是欧洲的“通用语”，他们因而开始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

日本探索自己的道路，没有出现西方模式的科学革命，也没有出现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他们对“自然”，甚至对现实的理解和西方完全不同。在日本或其他东亚文化中，万事万物皆由一种自发的、无处不在的力量生成。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讨论，但这样粗浅的总结也描述了一种生成理念，欧洲的弗朗切斯科·雷迪和安东尼·列文虎克通过系统的实验已经对此提出质疑。

传统的力量似乎无法战胜。涩川景介（1787—1856）在推广日心说时，还要援引中国的耶稣会士的讲解。尽管地球仪和世界地图在日本已经流传很久，儒家以阴阳为发端的宇宙观仍然广为人接受。人们仍然相信天空是圆的，而且会转动；天空之下是方形的地球。志筑忠雄（1760—1806）在作品中翻译介绍了牛顿的理论，却找不到出版商，所以对牛顿的讨论局限在一个小圈子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在德川时期就发展出先进的自然科学并仿制了火枪的社会世界，早早就接纳了西方视角。文化俱乐部和圈子向不同阶层的人开放，这与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社会有些类似。

人们曾经确信，德川的统治将持续万代，但这被证明是错误的。美国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Perry）的炮艇在1853年打开日本的国门。同时代的人把随后的明治维新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进行比较。日本比其他亚洲国家更早开辟了通往西式现代化的道路，这要归功于高水平的教育——经济稳定发展所带来的附带效果。学校和学院成立，铁路铺就，电报出现，科学文本的译著问世。随着幕府的结束，阶层也被废除，随之而来的是对进步和创造力的渴望的释放。幕府被推翻半个世纪后，日本已经可与欧洲强国平起平坐。急剧现代化的“另一面”是对自身优势的盲目自信，它将这块日出之地卷入19世纪致命的帝国主义冒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