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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为什么孩子们 不再在学校玩耍了（第2页）

过度的标准化，限制了学校和课堂做一些对孩子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的自由性和灵活性，如尝试新的想法或通过玩耍学习。阻止教师进行实验，减少替代方法的使用。限制学校和课堂承担一定的风险。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校的教学越规范，老师和孩子们就越不愿意冒险、创造性地思考和通过玩耍来学习。

问题3：狭隘的课程设置和学习观念

学习上的科学性，改变了我们对孩子学习方式的理解。三十年的系统研究表明，高效的学习往往是建设性的、有累积和情境的、合作的、自我调节的和以目标为导向的。这些学习特征也出现在当代许多学习理论中。注重提高公共教育系统效率和问责制的标准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研究结果，转而接受了机械式或工具化的学习观。这种学习观通常意味着信息的线性传递、知识的孤立及其外显动机的同化。所有的这些后果加在一起，严重阻碍了学校内真正的学习和玩耍。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由GERM推动的学校改革造成的最严重的负面后果，可能就是使人们坚信孩子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业指导、完成指定任务和家庭作业上。许多州和地区减少或取消了学校课表上的课间休息，越来越多的学校要求孩子们在晚间也要学习数小时，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坚持和做法真的有利于儿童的学习和健康。

问题4：通过妖魔化失败来寻求成功

所谓的“试错”策略是工程、创新、研究、科学、艺术和现实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拥有的一种天赋技能。

但在许多地方，孩子一上学，甚至刚开始接受学前教育，就会学习（或者说接受灌输）如何避免失败，如何追求成功。失败被妖魔化了。孩子们很早就课堂上或通过标准化测验意识到，失败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失败和成功是连续体的极端对立：你离失败越远，你离成功就越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失败往往先于或伴随着成功。换句话说，失败和成功是紧密相连的，而不是对立的。在高利害标准化测验的推动下，现在很多学校的文化更倾向于安全和“注重结果”的教学实践，这种实践妖魔化了试错，贬低了新的学习方式或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述这些都在为阻碍儿童教育中的玩耍推波助澜。

学龄儿童应该学会如何失败，如何犯错，以及如何“很好地失败”—如何把失败和错误转化为学习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在家里，在工作场所，敢于失败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成功往往是“好的失败”的结果，而“好的失败”则成为学习经验、尝试和成功的基石。

综上所述，GERM推动的教学标准化趋势，为确认这些标准是否已经达成而频繁进行的标准化测验、狭隘的学习观念和对失败的妖魔化共同阻挠了玩耍在学校中的开展（见图4和表1）。

学校是如何变成玩耍缺失的压力工厂的，以及这对我们的孩子造成的伤害

不久前，美国的幼儿园还是充满欢声笑语、玩耍和发现的地方，老师们通过对话、游戏、歌曲和对儿童友好的集体活动，温柔地迎接年幼的孩子们进入教育的世界，这为之后正式的小学学习奠定了基础。

今天，许多幼儿园已经变成了孩子们的压力工厂。根据早期儿童教育学家埃里卡·克里斯塔基斯的说法，如果你窥视当今美国普通的幼儿园教室，你很可能会看到“到处都贴着字母表、条形图、文字墙、教学海报、课堂规则、日程表和老掉牙的励志标语—4岁的孩子很难‘解读（decode）’，这个词如今的意思等同于我们熟悉的‘阅读’”。她写道，在过去的20年里，学生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静坐学习”和管理严格的脚本化“直接教学”，这种教学方法过去主要用于高年级。

莱斯利大学儿童发展专家和教育学荣誉教授南希·卡尔松—佩吉是研究性学习方法的主要倡导者（同时也是演员马特·达蒙的母亲）。不久前，她拜访了迈阿密北部一个低收入社区的幼儿园和学前班。她发现那对孩子来说完全是一场“乌托邦式”的噩梦。

“有10间教室，”她描述道，“这个项目的经费取决于测验成绩，所以毫不奇怪，老师们上课就是为了测验。有人告诉那些分数低的孩子，他们得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多加努力才行，艺术课就不用上了。他们用电脑程序教四五岁的孩子如何“填写答题卡”（将答案填入测验中答题用的空白格）。一位老师向我抱怨道：有些孩子都把答案写到框外了。”

卡尔松—佩吉教授参观过一所幼儿园，教室的墙上是空****的。黑板上写着奥威尔式的命令：“不许讲话。坐在你的座位上。手放在自己身上。”班上那些看起来惊慌失措的孩子正在桌上抄写着什么。一个小男孩坐在一旁，啜泣着。在房间的一边，一名正在电脑前对一个男孩进行测验的老师喊道：“安静！不许说话！”卡尔松—佩吉说，她永远忘不了看到孩子们在这样一个“与他们的需求严重不匹配”的环境中“受罪”时的感觉，她解释说：“像这样的低收入、资源不足的社区，孩子们最容易在老师的管教下接受大量的训练和测验。”卡尔松—佩吉补充道：“许多智力正常的孩子直到7岁才被允许自己看书。当我们要求所有孩子同时学习同样的技能时，就忽略了幼儿教育的一个基本概念—幼儿时期的学习进度可能差别非常大，但这都是正常的。”例如：在学习走路的问题上，一个孩子可能在9个月大时就掌握了，而另一个孩子可能在14个月大时才掌握，但是大多数孩子最后都走得一样好。

根据2016年由弗吉尼亚大学教育和公共政策学助理教授达夫纳·巴索克合著的题为《幼儿园是新时代的小学一年级吗？》的研究报告指出：在1998年到2010年的几年中，希望孩子们在年底前学会阅读的幼儿教师比例从31%上升到了80%，这一转变可能因为政策制定者和家长双方的压力。与此同时，幼儿园课程范围缩小，玩耍也被稳步淘汰。

“在这段时间里，”巴索克指出，“我们研究的每方面，几乎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更加注重学术，尤其是更加注重教授读写能力；在读写方面，又着重教授比以前更高阶的技能。”巴索克和她的同事发现，虽然在美国幼儿园的课堂上，花在读写上的时间增加了，但花在艺术、音乐和儿童自主活动（如课间）上的时间却显著减少。教师主导的教学也有所增加，这就揭示了巴索克所说的“教学评估大幅度增加”这一研究。

研究人员对12年来幼儿园做出的巨大变化感到惊讶：“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在90年代后期，幼儿园的课程结构和侧重点越来越类似于典型的小学一年级，但一年级的课程也已经从艺术、音乐和科学教学转移，并且更加重视评估。最后，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幼儿园的变化无处不在，但在低收入和非白人儿童所占比例较高的学校中，这种变化尤为明显。”

研究报告称：这些变化对儿童学习的影响尚不明确，因为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变化有助于缩小成绩差距，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这些变化“可能有害”。

根据一项广泛使用的、基于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美国学生样本的“创造力测试”—托伦斯创造性思维测试，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玩耍匮乏，当然，还有教育和社会的其他重大转变后，美国儿童的创造力下降趋势惊人。

2011年，威廉玛丽学院创意与创新教授金敬熙发表了她对30万儿童和成人的托伦斯分数的评估报告，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此前一直不断上升的创意分数开始稳步下降，这一趋势在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儿童中尤为突出。金在2011年11月发表在《创造力研究期刊》上的文章《创造力危机》中写道：“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缺乏情绪表达能力和活力，他们不健谈，语言表达能力下降，缺乏幽默感和想象力、对新奇事物的尝试，以及活力和**，而且他们的洞察力不足，不太容易把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还缺乏总结概括的能力，也不太擅长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鉴于许多研究人员强调创造力和创新是21世纪的关键技能，儿童和青年的创造力的下降显得令人震惊的研究结果。世界各地的雇主都在寻找能够创造性地思考并与他人一起提出新想法的人。许多创造力专家认为：“我们不能传授创造力本身，但我们可以创造条件，让孩子养成创造性思维和行动所必需的思维习惯和技能；玩耍是一种自然而有效的方法。”

现在，孩子们承受的学业压力之大，可能会让一些家长感到震惊。

莱斯利·麦金农，一位来自波士顿的母亲。她有两个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孩子。在谈到正上幼儿园的5岁儿子时，她说到：“他太累了。今年是他过得最糟糕的一年。他每天晚上都背着一个装满作业的大书包回家。不是我逼他这么做的。我觉得这只会增加他在学校的纪律问题。他才5岁，正是该到处走动、做美术手工和玩积木的年纪。”另一位波士顿地区的家长，詹妮弗·德宾也看到了类似的学业压力正在她儿子的幼儿园班级上演。“在旁听的过程中，我被吓到了。任务表和时间表无处不在，而且都是由老师主导的。”德宾在作为家长志愿者参加完旁听后表示，“在一个本该让孩子们为第一次踏入校园而兴奋的地方，几乎看不到学习的乐趣、欢声笑语，还有你所期待的喧哗和嬉戏。”

2012年至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的林肯联合学区启动了一项不同寻常的幼儿园实验。这个大型多种族学区的政府人员，决定将玩耍作为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上午和下午各增加一小时由儿童主导的开放式“自由玩耍”。也就是说，幼儿园没有变成小学一二年级模式，相反，他们正着手让幼儿园回到延续了几十年的正轨上，像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那样，为孩子打好正确的玩耍式学习基础。

2013至2014学年，该学区71。4%的学生都有资格享受免费以及降价后的午餐，49%的学生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该学区所在的城市是加州乃至全国暴力现象最严重的城区之一，许多学生亲眼目睹过他们社区的暴力事件。老师们曾说，玩耍干预的实验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孩子们在实验中表现得更好。他们表现出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被认为是预测未来学术成就的关键因素。他们的学术水平和社会情感发展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但在2014年，针对该地区的资助重点发生了变化，这项实验也随之停止。

那时，玩耍已经绝迹于许多美国公立学校的课堂。这一变化，在低收入家庭和有色人种儿童的所在地区尤为突出。实际上，美国进行了一场不受控制的大规模玩耍剥夺实验，影响了数千万儿童。

尽管关联性并不能保证因果关系，但一些专家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玩耍的急剧减少可能是导致年轻人出现多种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社交孤立和经济压力等其他因素。波士顿学院研究教授、心理学家，著名游戏研究者和倡导者彼得·格雷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儿童的自由玩耍急剧减少。在同一时期，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焦虑、抑郁、自杀、无助感和自恋急剧增加。”

例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15岁以下儿童的自杀率翻了两番；如今，被诊断为广泛性焦虑症和严重抑郁症的儿童比率则高出5至8倍。

据儿童联盟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9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幼儿园儿童压力过大容易引发行为问题，包括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攻击性，他们甚至有可能因此被开除学籍，这一问题在男童身上尤为严重。根据最近对各大学咨询中心的一项全国性调查，94%的咨询主任说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有严重的心理障碍。

2008年至2015年几年间，因想过或尝试过自杀而前往儿童医院和急诊室寻求救助的5至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一项备受瞩目的研究显示，多年间，医院访问量总在春季中期和秋季中期达到顶峰，在夏季跌至最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的儿科医生格雷戈里·普莱蒙斯告诉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我们知道这和学校的学期安排有关系，但事实上，看到这种联系是令人惊讶的。”格伦奥克斯祖克山医院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副主任罗伯特·迪克博士表示：“这确实说明了来自学校的压力之重。”他补充说，“孩子们似乎还面临着更大的学业压力。”

圣路易斯大学医学院教授、儿科医生斯图尔特·斯莱文对此表示赞同：“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正在对整整一代美国儿童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会实验，大量证据表明这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正如维姬·阿贝莱斯在《不可估量》一书中所引述的那样，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容易导致成年后的心理健康问题，这种情况尤其令人不安；当完全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教育方法实际上会带来更好的教育结果时，就更加令人不安了”。

你可能会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普遍执迷于将幼儿教育过度学术化，从而减少了孩子们在学校和家里玩耍的时间呢？其实，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提前开始正式的学术学习，会在学校里获得更好的成绩，成年后就会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但是，尽管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家长对此深信不疑，但几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理论。

你或许不相信，一个新的全球性测验竞赛，将在全球面向5岁儿童开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一个新的全球测试工具，该工具将统计了5岁儿童在读写和计算方面取得进步的数据。国际早期学习和儿童福利研究（IELS）是一项试点测验，可以通俗地称为“婴儿版PIS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声称，“婴儿版PISA”将“通过包括认知和社会情感发展在内的广泛领域，提供关于儿童早期学习的可靠实证数据”。同时，它创建了另一个标准化全球学习指标，最终将根据5岁儿童为小学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准备程度，对各国数据进行排名。

“婴儿版PISA”可能会加速国际教育“竞赛”，各国之间就更早期的教育进行比拼，争取更高的考试分数。随着赌注越来越大，正如“原版”PISA对15岁儿童进行测验那样，这项运动开始了新一轮的读写和数学超龄辅导，并且剥夺了孩子的玩耍机会。这将影响到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国际儿童教育协会虽然乐于接纳更多的比较研究，以了解儿童发展和学习的重要性，但仍对国际早期学习和儿童福利研究有所担心：“幼儿早期教育学者和从业者最关心的是，各国对幼儿的标准化评估将如何考虑其文化和历史背景。”这对儿童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幼儿教育可能缩减到可衡量的范围—读写和计算能力。当政府迫使家长让孩子在更小的时候开始接受教育，用不适合孩子年龄的家庭作业、读写和算术练习取代玩耍时，更多的玩耍将从孩子们的学校和家庭生活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