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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为什么孩子们 不再在学校玩耍了（第3页）

一项备受争议的理论称，标准化测验和学校压力的增加，与玩耍剥夺的流行同步发生，甚至可能引发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ADHD）诊断的增加，这是一种儿童过度活跃、难以集中注意力和控制行为的状态。

近年来，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诊断和用药儿童数量急剧上升，这可能是由于人们重视程度的加强和疾病检测水平的提高。但问题是，是否可能由于儿童学业压力过大和玩耍缺失引发的过度诊断呢？令人震惊的是，现在已有600万美国学生被贴上了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标签，约占所有儿童总数的15%，。其中男孩群体中的患病数量达到20%。“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被误诊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儿童数量，超过了那些有普通临床问题的儿童。这让该症状变得混乱，以至于没有人完全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针对该问题撰写重要调查报告的《纽约时报》记者阿兰·施瓦兹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心理学公报》编辑斯蒂芬·辛肖研究了2001年颁布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影响。该法案奖励那些在标准化测验中得分较高的州。他发现，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孩子通常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完成测验。在一些学校，这些孩子的分数不被计算在总平均分之内。“也就是说，”辛肖说，“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孩子，不会降低学区总成绩排名。”而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对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儿童的过度诊断。

2003至2007年间，一项针对《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早期实施阶段的研究显示，8至13岁儿童的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诊断率从10%跃升至15。3%，仅4年就跃升了53%。到了2011年，20%的高中男生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2015年发表在《精神病学服务》学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问世后的几年里，将奖惩与标准化测验分数挂钩的州内，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小学和初中生的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诊断率上升尤其明显。研究人员总结说，这些测验“为教师解决和推荐有学习困难的儿童接受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治疗提供了激励”。

杜克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前精神科主席艾伦·弗朗西斯博士认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一个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由于过度诊断过多，其本身的定义“在应用过程中被淡化了很多，以至于现在它包含了许多成长发育各异，或不成熟的孩子”。他说：“这是一种叫作‘童年’的疾病。”

2010年发表于《健康经济学期刊》的一篇文章中，一组研究人员分析了几个主要的健康问题和治疗数据库后发现，年龄比同班同学大的幼儿园学生，与在（幼儿园接收年龄）截止日期前出生的类似儿童相比，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发生率显著降低。从而，研究人员推断出，由于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一种生理状态，其发病率在一个出生日期到下一个出生日期之间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变化。他们的发现表明，一个孩子在班级中的相对年龄及年龄差异导致的行为差异，直接影响到这个孩子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并接受治疗的概率。换句话说，一些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错误诊断可能是由孩子对不适当的学习压力的自然反应所引起的。

正如行为神经学家贾克·潘克塞普颇有争议性的推测：“尽管少数儿童存在更严重的问题，但大多数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儿童并没有临床相关的脑部疾病。当他们玩耍的欲望受到阻碍时，许多人只是出现了社会服从行为方面的问题。”潘克塞普写道，“对于幼儿园高年级的学生来说，至少每天的第一堂课应该是休息时间。利用那段休息时间，鼓励他们进行愉快的体育活动和积极的社交。”他解释说，我们身处的后现代社会已经从孩子那里偷走了自然的玩耍，取而代之的常常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活动，和减少孩子们玩耍欲望的药物。临床前的证据表明，如果我们能以崭新的创造性的方式，让玩耍重新为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注入能量，那么我们就可能大幅扭转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蔓延速度。2003年发表在《学校心理学季刊》上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理论，该研究发现，“在参与者没有休息的日子里，不适当行为的水平一直较高”，而课间休息“可能会通过改善课堂行为或提高学术投入时间来潜在地促进学业成就”。

我们中的一人曾亲眼目睹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多么常见，多么容易被误判。当时，帕西正带着妻子还有两岁的儿子参加新英格兰的一个教育会议。那是一个爽朗的八月早晨，帕西参加会议时，他的妻子和儿子与一位协助帕西的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专家散步。午饭时，她小心翼翼地走近帕西，她表情严肃地问：“你知道你儿子可能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吗？”

她解释说，整个上午，她都注意到他儿子站不住或坐不下来。她描述道：“他疯狂地到处乱跑，根本不专注于任何一件事。”

“但他只是个两岁的孩子啊，”帕西想，“他就该是这样的！”

“如果他是我的儿子，”心理学家说，“我会马上带他去看医生，看看是否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早期症状。”

“在芬兰的时候，他也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帕西说，“但我们通常有不同的叫法。”

“你们叫什么？”心理学家问。

“我们称之为‘童年’，”帕西说，“当孩子们18岁左右时，这种症状就消失了，尽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症状会持续更长时间。”

如果诊断正确，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专业的医疗干预。但根据哈佛医学院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被过度诊断了。作者指出：相关专家估计，5%是实际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儿童的数量上限。但在美国许多地区，多达33%的白人男孩被诊断为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据几个州的统计，截止到2011年，有超过13%的男孩和女孩都被诊断为患有这种疾病。

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某些确诊病例中，是否有孩子承受了过早和过度的学习压力？他们的学校是否缺乏足够的玩耍、课间休息和体育活动？这是否可能导致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误诊？如果美国儿童玩得更多，我们相信他们很有可能比现在少一些焦虑和注意力方面的缺陷。

在美国各地，许多天资过人、经验丰富的幼儿教师，在经历过学术浪潮的洗礼、过早施加于孩子身上的学术压力、频繁的标准化测验和游戏匮乏之后，绝望地放弃了挣扎。“他们正在离开这个行业，”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卡拉·霍维茨博士说，“因为他们再也不能确保孩子们以最广泛、最深入的方式学习和成长。”

2015年发表在《玩耍期刊》上的一篇关于教师在线讨论会的评论中，一位教师将部分原因归结于家长的错误期望。“为了招生，很多幼儿园都在大肆炒作自己的学术水平，给父母提供错误的信息。当孩子进入幼儿园时，家长们看到有专门的厨房区域就会很困惑。”老师总结道，“家长们认为如果孩子不用纸和笔做作业，他们就不会学习。”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教师和校长正采取这种“推倒式”策略，对年幼的孩子施加越来越多的学术要求和压力，越来越多的人期望四五岁的孩子在进入幼儿园时已经具备学术、社交和自我调节能力。在政治家和决策者要求提高标准化测验分数的压力下，许多幼儿园教师和管理者放弃了让孩子们玩耍。那些没有接受过幼儿教育培训的校长，也给教学施加了压力，教师往往感到无力反击。一位老师感叹道：“通常那些最有能力影响你教学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恰当的最佳实践。”

有些老师甚至因为允许孩子在学校玩耍而受到惩罚。2015年《玩耍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教师们因允许孩子在课堂上玩耍而受到管理者处罚的事情。那天，一所学校的一群孩子围坐在地板上唱着《戴尔的农夫》，一名校监走过来说：“你们得停下来，别唱了，要开始上课了，对吧？”据报道，老师们接到“教育系统”的命令，要求取消课堂上的自由玩耍，因为“所有的玩耍活动背后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这些在幕后指点的人，显然不知道在学校玩能带来的广泛好处，包括创造力、自我调节能力、协作能力、识字能力和交流能力—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剑桥大学心理学家戴维·怀特布雷德教授数十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一课题，他指出：“玩耍通常被认为是不会带来任何成就的不成熟行为。但这对孩子的发展至关重要。”正如怀特布雷德所说，孩子们需要学会持之以恒，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和情绪，他们通过玩耍来学习这些东西。

课堂上的老师反应道：“一些小学校长没有儿童早期教育背景，而是中学或高中教学背景，甚至根本没有教学经验，因此他们可能对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的学习方式，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真正的了解。”一位校长对一位老师直言不讳地说：“孩子们不能在幼儿园里画画和玩耍。”另一位老师震惊而极度沮丧地发现，她整个以玩耍为主导的幼儿教学用品，已经在校长的命令下被扔进了垃圾桶。

甚至连孩子们的零食时间也遭遇了“入侵”。一位老师透露：“这些活动至少需要10分钟，而我们新的数学课程每天占70分钟，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些和‘玩耍’相关的事。”另一位老师坦言，她担心零食时间会影响自己的工作评估，她说：“他们来评估我的工作时，会认为这是不必要的，而且会占用我的教学时间。”老师们感叹道：“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展示和讲解，没有时间去休假，没有时间开展特别的手工作品项目，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日常的音乐活动和运动。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太多了。”另一位老师写道：“我们甚至再也没有家政区域和其他活动区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时间做那些事！”在康涅狄格州，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感叹道：“所有的教学都在向越来越小的孩子开展。看到他们给年轻学生施加的压力，真是令人害怕。”

在美国，标准化测验的过度使用确实让我们的孩子生病了。马萨诸塞州朗梅多市的一名在小学工作的护士凯西·范尼尼表示，在这个令人生厌的春季考试季，“我的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头痛和胃痛的孩子”。她说，这次考试“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焦虑程度”。2013年，纽约一些重点学校的校长给家长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表示对学生压力的激增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在测验期间或之后会哭，还有一些孩子会呕吐，甚至失去了对肠胃或**的控制。其他人干脆放弃了。一位老师反映说，有一名学生一直把头撞往桌子上撞，他的试题册上写着‘这太难了’，‘我做不到’。”

到2007年，美国标准化测验狂热的噩梦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俄亥俄州为8岁和9岁的三年级学生提供了官方指导，要求他们接受强制性的标准化阅读测验：“如果一个学生生病了，吐在自己的试题册上，但能够继续进行测验，那么应该给她或他提供一套全新的试题册，以便她或他能继续测验。之后，学生的答案和个人信息必须转录到新的试题册中，这将是要评分的测验副本。弄脏的手册应放在一个拉链袋中，并连同未使用的材料返给学校测试协调员（STC）。请提醒协调员注意这种情况，以便她或他能将其记录在学区学校的安全检查表上。”换句话说，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珍贵物品，不是不得不忍受痛苦的生病的孩子，而是测验数据。官方指导中没有提到对受挫儿童的医疗或情感帮助。

在佛罗里达州，一个9岁的男孩以一分之差未能通过该州的综合评估测验，之后又未能通过复测。他的母亲反映说孩子“完全崩溃了”。当她注意到男孩的房间突然一片寂静时，她跑到大厅，用力敲他的门，但没有得到回应。她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把门推开了。那是我最爱的儿子，9岁的他脸上有点儿雀斑，脖子上挂着一条腰带，另一头系在床铺的柱子上。他眼神呆滞，嘴唇发青，面无表情。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有力气把他拽起来，又把皮带取下来的，但我确实做到了，然后倒在地上，尽可能地把他抱在靠近我心脏的位置。”除了标准化测验和学校压力，还有很多原因可能导致自杀，但我们的高压学术文化正在给年轻的孩子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有时甚至达到了让孩子难以承受的程度。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尤其体会到了这种影响。“较贫穷的孩子更有可能参加公共资助的教学项目，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从长期发展来看，是更不合适的。”倡导组织“捍卫童年”2013年的报告称：他们很少有时间去探索、玩耍和积极学习，而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直接教学和不适当的测验上。简单地说，正是我们最贫穷的孩子、那些参加公共资助项目的孩子，接受的早期教育最不充分。相比之下，上私立幼儿园的孩子，往往更能享有以玩耍为基础的学习。

在美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教师、早期教育者和家长意识到，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存在着严重的谬误。例如：非裔美国人受贫困的影响尤为严重，在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和社会中，黑人男孩和女孩的比例似乎过高。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8000名4至5岁的黑人被停学。黑人儿童占学龄前儿童入学人数的18%，但48%的学龄前儿童受到过不止一次校外停学的处罚。小学到高中阶段的黑人学生被停学一次及以上的概率，是白人学生的近四倍。这使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可能会导致他们成绩下降、犯罪、辍学、进入少管所或走上更严重的犯罪道路。

为了提高少数族裔和极端贫困学生的学业成绩，一些美国慈善家，与前总统乔治·W。布什总统和巴拉克·奥巴马等政治家，一同推动了一些招致批评的政策。批评人士谴责这些做法是严厉且带有惩罚性的，而且适得其反—就像“没有借口”的新兵训练营式学校，有着严苛的纪律，为高压的标准化测验做着无休止的准备，进行长时间的练习，很少或根本没有时间休息。这些政策通过“提高标准”，旨在缓解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成绩差距，进而提高美国的国际测验成绩。但是，在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政府及其盟友在此类政策上进行了近15年的不懈努力之后，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测验成绩基本保持平稳，成绩差距几乎没有改善。

换言之，在公立学校里度过的童年，是充斥着过度测验、压力过大和玩耍缺失的黑暗时代，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方法起了作用，即使是以其拥护者推崇的狭隘标准—标准化测验分数—来衡量，也是如此。

宾夕法尼亚州教育心理学家艾丽斯·贝尔纳普和理查德·哈兹在2014年6月的《心理健康中的创造力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游戏剥夺对已经遭受歧视、挑战和高压力的人群的潜在影响最大。”文章例举了少数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和残障儿童面临的风险。

近15年的标准化测验教育改革，已经成功地将玩耍从学校中驱逐，但是它的主要目标并没有达到—根据国家教育进步评估（NAEP，一个基于样本的全国学生评估计划，用于监测美国学校系统的绩效表现）所示，消除白人、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之间，以及富裕和低收入群体学生之间不光彩的成绩差距。与此同时，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2016年的一份报告，美国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加剧了。全美范围内的儿童贫困率已经上升到22%，是发达国家中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教师们正纷纷离开这个行业，只有不到一半的教师在职业生涯开始的5年后仍留在学校任教。

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抛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高度贫困学生的境遇是当下最需要被改善的—比如美国的父母争取让自己的孩子进入私立学校，从而接受以丰富玩耍为基础的早期教育—那为什么高度贫困的儿童就不能得到这些呢？至少还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教育家，和内城区学校专家坚定地支持着这样的想法。芭芭拉·达里戈是一名特殊教育教师，也是纽约哈莱姆区的P。S。149寄居者真理学校的退休校长。该校是一所大型学校，接收学前教育阶段到八年级的学生，学生中黑人群体、有特殊需要的群体、享受“免费和降价午餐”的群体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占比很大。

贾马尔·鲍曼是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社会行动基石学院的校长，该学院是他于2009年创办的一所公立中学，主要为黑人家庭、西班牙裔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服务。他认为，标准化测验是一种“现代奴隶制形式”，旨在继续扩大我们社会中的不平等。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国家（标准化测验）考试不衡量创造力、语言交流能力、现实世界的问题解决能力、空间智力、协作力、主动性和适应性及其他能力，只有学校能做到这一点。国家（标准化测验）考试忽视了学生的直觉才能，我认为，要把我们的经济和人性从继续助长不平等，以及绝望的旧思维、旧政策的破坏中拯救出来，需要的正是学生们直觉上的才能。”

鲍曼认为，在我们的公立学校里，玩耍是一个关键的缺失因素。他继续说道：“难道我们忘记了玩耍是如何促进快乐，快乐又是如何让我们热爱生活的吗？我们玩得越多，压力就越小，感受到的焦虑就越少，愤怒就越能消散，犯下的罪行就越少。想象一下，在一个以玩耍和体育活动为核心的学校体系中，会发生什么？或者至少让它们成为公共教育整体方案的一部分？特殊教育转诊率将会下降，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和抑郁症的诊断也会减少。我认为，如果运动和玩耍成为我们课程的支柱，那么从学校到监狱的孩子，以及大量被安置在特殊教育中和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男孩子将不复存在。为什么公立学校的学生就该落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