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蔓发现自己已经连续一周没有真正睡着了。
不是不困。是身体累到发抖,大脑却像一台过热的机器,关不掉,静不下来,嗡嗡地在颅腔里高速空转。她躺在床上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每一下都敲在太阳穴上,像有人在用指节不紧不慢地叩门。
回国一周,她把行程塞得密不透风。
周一上午跟法务过完跨国合作的框架协议,下午见了两个潜在的投资方,晚上又跟项目组开了三个小时的启动会。周二是实地考察,从城东跑到城西,午饭是在车上吃的一个冷三明治。周三品牌方飞过来做前期调研,她全程陪同,中英双语无缝切换,连轴转了十四个小时。周四周五更甚,新项目的供应商遴选、预算审批、团队搭建,所有的事情都堆在一起,像一堵墙迎面倒下来,她只能双手撑着,一步都不能退。
同事们说她状态好。
“蔓姐回来之后气场全开啊。”新来的实习生眼睛里都是崇拜。
苏蔓笑了一下,没说话。
她不能停。停下来就会想。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想那些不该想的人。所以她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输入工作,输出结果,中间不需要任何情感的冗余。这是她最擅长的事——用忙碌把自己活埋,然后在坟头上立一块碑,上面写着“我很好”。
可是到了深夜,所有的伪装都会失效。
凌晨两三点,她会准时醒来。不是那种缓慢的、朦朦胧胧的苏醒,而是像被人从高处扔下来,心脏猛地一坠,眼睛倏然睁开,意识瞬间清醒,清醒得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冰水。
然后就是漫长的失眠。
她试过所有的方法。数羊,白噪音,褪黑素,甚至翻出很久以前医生给她开的助眠药。药片吞下去,身体确实沉重了,像被灌了水泥,可大脑还是清醒的,像一栋大楼里唯一还亮着灯的窗户,孤零零地亮着,亮到天光破晓。
周六那天,她把自己关在公寓里,试图补觉。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空调调到二十二度,床单是新换的,带着柔顺剂的淡香。她侧躺在床上,蜷成婴儿在子宫里的姿势,闭上眼睛,调整呼吸。
睡着了吗?没有。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记忆棉的,慢慢地贴合她的轮廓,像一只温柔的手托住她的脸。可她的脑子里还是乱的——不是那种纷繁复杂的乱,而是一种空洞的乱,像一间被搬空了所有家具的房间,什么都没有,却空旷得让人发慌。
下午四点,她放弃了。
起床,冲了个很烫的澡,皮肤被热水浇得泛红。她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眼眶下面有淡淡的青灰色,像瓷器上不易察觉的裂纹。她用遮瑕膏仔细地盖住了,然后化了一个全妆,眼线微微上挑,口红选了正红色,锋利,不好惹。
她对着镜子练习了一下微笑。嘴角上扬,露出四颗牙齿,眼睛里不带任何温度。完美。这是她面对世界的面具。
她出门,去了公司,加了半天的班。偌大的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中央空调已经关了,空气闷而安静,只有键盘敲击的声音在空旷的楼层里回响。
期间,她给小杨打了电话,“这一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联系我?”
“都是合作伙伴,我都及时和蔓姐您同步了呀,没什么特别的。”助理小杨摸不着头脑。
“好。”苏蔓轻飘飘地单字回应,小杨却从中读取到了失落,等小杨反应过来的时候,苏蔓已经挂掉电话了。
苏蔓处理完手头所有的邮件,又把下周的日程表重新排了一遍,确认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
做完这些,已经是晚上九点。
她开车回家,路过便利店时买了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才会点一根。烟雾进到肺里会有一种短暂的窒息感,那种微微的眩晕能让她暂时忘记别的感受。
她把车停进公寓的地下车库,却没有下车。她坐在驾驶座上,手里捏着那包烟,指腹摩挲着塑封膜上的褶皱。车内很暗,只有仪表盘发出幽蓝色的微光,映在她的脸上,把她的五官照出一种冷硬的雕塑感。
她坐了很久。
然后她发动了车,驶出了车库。
深夜十二点。
苏蔓的车停在林溪家楼下。
她没有熄火,发动机低低地轰鸣着,空调吹出微弱的风。她透过挡风玻璃仰头望向那扇窗户——林溪房子左边数第三扇,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光亮。
她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也许期待看到一盏灯,证明林溪也在某个深夜醒着,证明失眠的不止她一个人。也许恰恰相反,她期待看到黑暗,证明林溪睡得安稳,证明林溪对这份感情现在的局面毫无波澜,毕竟一周都没有联系,那封信里的内容,苏蔓已经猜到了。
现在她看到了黑暗。可她并没有因此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