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不出更多钱了。」
这句话说得很快,几乎没有停顿,像是为了让前一句显得合理而顺手加上的说明。它没有附带任何证明,也没有对应的资料,只是一个陈述。
调解庭没有立刻追问,因为在这个阶段,「拿不拿得出来」本来就不是需要立即验证的事项。
八万元,就这样被放在桌上。
它没有对照前面的清单,也没有被拿来比较。它只是存在着,作为一个可能的结束方案,被正式提出。这个数字在空间里显得孤立,却又异常清楚。所有人都听见了,也都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调解庭记录下这个金额。
没有情绪反应,没有价值判断。
制度只负责确认对方的意思是否明确,是否构成一个具体的调解提案。至于这个提案是否合理,是否对等,是否能够接受,那是下一个阶段才会处理的问题。
这一刻,没有人提起妳的牙齿。
也没有人重新计算那三个月无法工作的时间。那些已经被整理好的数字,并没有因为这个报价而产生变化。它们仍然安静地躺在文件里,只是暂时失去了被回应的必要。
八万元,像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答案。
它不需要说服谁,也不急着被接受。它只是被提出来,等待另一边的回应。这个空间里,谈判已经不再围绕事件本身,而是正式进入了价格阶段。
妳不在场。
因此,也没有人需要观察妳的反应。没有人需要评估妳是否动摇、是否愤怒、是否无法接受。这个数字被提出来时,只对着制度,而不是对着妳。
在这一刻,妳的伤势、妳的经历、妳曾经差点失去的东西,都被暂时搁置。
桌上只剩下一个问题:这个价码,是否能够成为结束。
调解庭里发生了什么,妳其实并不知道。
妳没有坐在那张桌子旁,没有听见对方怎么说,也没有看见任何人如何反应。妳的名字在文件里被提起,但妳的人不在现场。对制度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调解本来就可以由代理人完成。
妳真正被卷进这场调解,是在电话响起的时候。
邱律打来时,语气和平常一样冷静,像是在转述一个已经整理好的结果,而不是正在发生的事件。他没有描述过程,也没有重复那些清单上的数字,只直接告诉妳重点。
对方只愿意赔偿八万。
那不是讨论中的数字,而是一个已经定下来的立场。邱律说得很清楚,这是对方目前唯一能接受、也唯一愿意提出的金额。没有附带条件,也没有后续可能,只是一个被丢出来的选项。
然后,她问了妳一句话。
「妳能不能接受?」
那一刻,妳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做选择。那个问题听起来很正式,却与妳的现实距离太远。妳的牙齿、妳三个月不能动的身体、妳失去的工作与时间,没有一样和那个数字站在同一个平面上。
妳没有要求再谈,也没有请他帮妳争取。
妳只说了一句话。
不可能。
那不是谈判用语,也不是情绪性的拒绝。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界线。妳不是在讨价还价,而是在否定这个提案本身。妳很清楚,八万不是补偿,也不是结束,它只是对方愿意付出的最低代价。
电话那头没有立刻接话。
不是因为惊讶,而是因为这个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早就被预期。
妳挂掉电话之后,事情没有立刻往前走。调解没有成立,也没有破局,它只是停在那里,像很多制度里的流程一样,被暂时搁置。唯一确定的,是妳已经知道了——他愿意出面的前提,只是价码。
而这个价码,永远不会是妳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