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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植物（第2页）

现代望远镜、照相机以及鸟儿的铝制脚环，并没有改变鸟类学的文化价值。对于捕鱼业，要不是装备了舷外发动机和铝制独木舟，其机械化程度要比狩猎小得多。而摩托化运输对荒野危害极大，把辽阔的荒野侵占分割成一块一块。

在偏远的森林中，还保持着用猎犬猎捕狐狸的传统，为我们呈现了拒绝机械化入侵的范例。这是最为纯粹的狩猎活动之一。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拓荒者价值”，体验人与土地间最亲密无间的关系。猎人故意放过狐狸，体现了有节制的伦理。现在，我们坐在福特汽车里追逐狐狸，狩猎的号角声与车喇叭发出的鸣叫交织在一起。幸好还没有人发明猎狐的机械犬，或在猎犬的鼻头装上莫斯贝里猎枪。当然，也还没有谁能教会猎犬如何开枪。我想到那时，器械的运用算是到头了。

狩猎活动的弊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机械工具。也很少有实物像广告商介绍的那么好用。那个“指引我们该去哪儿”的部门应该被授予特别奖。知道哪儿有好的猎物，哪里是垂钓的好去处，这种本事就是一种极具个人价值的财富。但像鱼竿、猎犬和猎枪这些工具，放在旅行专栏中销售，成为一种促销手段，就完全变了味儿。现在发展到连“自然环境保护”部门都可以告诉汤姆、迪克还有哈里，哪里的鱼儿最容易咬钩儿，哪里有大群野鸭可以猎杀。

所有这些有组织的肆意妄为，都在将个性化的户外休闲运动变成群体运动。我不知道户外休闲活动合法与非法的区分界限到底在哪里，却知道这种所谓的“我们该去哪儿”的服务，已经超出了理性的界限。

如果打猎或钓鱼的生意越来越好，那么，“我们该去哪儿”的服务就会引来更多的游客；如果打猎或钓鱼的生意不太好，广告商就会更密集地宣传造势。钓鱼彩票就是诸多宣传手段中的一种。在湖泊中饲养的鱼身上贴上标签，如果垂钓者能钓到贴有幸运号码的鱼儿，便可以领取一笔丰厚的奖金。这种现代科学与赌场的古怪结合，使本来就已经快枯竭的湖泊，又出现了过度垂钓的问题，却让小镇的商会愉悦起来。

产品工程师和推销员听从利益的指挥。但如果连专业的野生生物管理者都刻意回避这些事情，那么，也太不作为了。

野生生物管理者正在尝试建立野生生物的保护区，在区域内放养培育野生动物，人为地增加野生生物数量。如果这种保护措施真的施行，它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必须承认，拓荒者的兴趣影响着市场开发。丹尼尔·布恩可没有耐心等待你去培育野生生物。所以，传统的狩猎者们不接受人工饲养的理念，野生生物的人工培育理念遭到抵制，是因为它与拓荒者传统的自由猎取观念相悖。

机械化破坏了拓荒者价值，没有在文化上为这种价值提供替代。而在野生生物培育管理中，却出现了一个替代品——野地耕种，至少对我而言，这个替代品和其他的农业耕种模式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野生生物的管理对道德上的节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野生生物保育破坏了拓荒者价值，却鼓励了另外两种价值。

如果我们将户外休闲运动视作机械化进程与保持传统之间的冲突，那么其中的文化价值前景堪忧。拯救文化价值的关键在于把握进取时机。我认为，这种时机已经成熟了，户外休闲爱好者们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行为了。

近10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户外休闲活动，它不会破坏野生生物资源，使用机械也有限度；绕过了破坏土地的问题，而且增加旅行者承载能力。这种户外休闲活动没有限制捕杀猎物数量，同时也不设立禁猎期。它需要指导，总结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高的丛林知识。这种户外休闲模式，就是野生生物研究。

野生生物研究最好交给专业人士，当然其中一些问题可以供不同层次的业余爱好者加以探讨。在机械发明领域，早就有业余爱好者参与研究了。而在生物学领域，尤其是户外休闲研究方面，业余爱好者的价值刚刚体现。

玛格丽特·莫尔斯·尼斯就是一位业余鸟类学者，她在她家后院研究北美歌雀。多年后，她成了世界级鸟类行为学权威人士，她的思想深度和研究成果，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的专业鸟类研究学者。另一位，从事银行业的查尔斯·L。布罗姆利，爱好研究老鹰。是他第一个发现了老鹰冬天在南方筑巢，然后飞到北方的林地的事实。诺尔曼和斯图亚特·克里德尔，他们是农场的工人，爱好研究小麦农场里的动植物区系，两人后来成为公认的当地植物学和野生生物周期理论研究的权威。艾略特·S。巴克，新墨西哥州山脉地区的一位牧场主，出版了一部关于美洲狮的专著，是猫科研究领域被视为最具价值的两部专著之一。不要以为，这些人除了工作就是研究，不懂娱乐。他们只是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去观察和研究未知的事物。

大多数业余爱好者目前所知的鸟类学、哺乳动物学和植物学，以及取得的成就，还屈指可数。原因在于，生物学教育机构垄断生物研究上的专业成果，而让业余爱好者自发去发现探索。我们有必要告诉年轻人：建一条在自己精神世界的船，同样能够在海洋中自由航行。

在我看来，野生生物研究的推广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工作。野生生物的价值，现在只有少数生态学家能够察觉得到，对全人类的进取精神研究还有很多未被发现的重要价值。

现在，我们知道，动物个体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动物种群的某些行为模式是通过个体间的相互配合来实现的。兔子意识不到繁殖的周期性，但它却是繁殖周期性的发动机。

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了解这些行为模式。即使我们采取了最严密的监控方式，目前，我们仍然不能从单个兔子身上发觉繁殖周期性的奥秘。这还需要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观察一个群体才能完全破译。

这也带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否也存在着我们都不了解的行为模式呢？比如暴动和战争、动乱与革命。

在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人类的种群行为是个人行为集体主义化的结果。外交学认为，政治团体是一群具有同样品质的个体的结合。总而言之，我们往往都是事后才能认识到社会系统的运行模式。

因此，与兔子种群相比，我们的社会进程更有意志内涵。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同样有我们还不了解的行为模式，而且，我们对自己的一些行为模式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

不断对人类种群行为进行质疑，体现了人类作为唯一的高等动物的价值。至于研究其他动物群体的价值，以埃林顿[42]为代表的一群人早就提出过。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找不到打开这个内容丰富的知识宝库的钥匙。现在，生态学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寻找这把钥匙，去解决困惑我们多年的问题。我们通过研究生物种群中一小部分的运作原理，就可以了解整个生物种群的运作原理。这种带着批判的思维、深入探索的能力，就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野生生物养育了大地，也成就了人类，并且塑造了人类的文化。此外，它还为我们带来了欢乐，可我们却在用现代机械工具毁掉野生生物。假如从现在起，我们改变我们对大自然的行为模式，相信我们能收获更多的快乐，还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