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答应。”我母亲说。
“好。”弗洛伊德说,“第一件事:你们马上结婚,省得让臭男人和妓女改变你们的想法。明白了吗?你们赶紧结婚,不管有多大的代价。”
“好的。”我父母同意了。
“第二件,”弗洛伊德说,这次他的眼睛只看着我父亲,“你马上去哈佛读书——答应我——不管有多大的代价。”
“但我马上要结婚了啊。”父亲说。
“我说你得付出代价,是不是?”弗洛伊德说,“你答应我:去哈佛读书。老天给你的每一个机会,你都要抓住不放——即使老天给你很多机会。机会总有到头的一天,你知道吗?”
“不管怎样,我想让你去哈佛读书。”母亲对父亲说。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父亲说。他同意去哈佛读书了。
“还有第三件事。”弗洛伊德说。“你准备好了吗?”他转向我母亲;他放下我父亲的手,推开一边,只握着我母亲的手。“原谅他,”弗洛伊德对我母亲说,“即使你得为此付出代价。”
“让她原谅我什么?”父亲问。
“你就原谅他吧。”弗洛伊德说,他的眼睛只盯着我母亲一个人。我母亲耸耸肩膀。
“还有你。”弗洛伊德对“缅因州”说,“缅因州”已经钻到我父亲的床底下,嗅来嗅去。它在床下发现了一个网球,立刻放进嘴里。听到弗洛伊德对它说话,它吃了一惊。
“呜噗!”“缅因州”说,吐出了网球。
“你,”弗洛伊德对“缅因州”说,“但愿你总有一天会心存感激,因为有人将你从这恶心的自然世界救了出来!”
弗洛伊德说完了。母亲总是说,这是一场婚礼,也是一个祝福仪式。父亲总是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犹太人传统仪式;对我父亲来说,犹太人始终是一个谜——就像中国、印度、非洲以及所有他从未去过的异国他乡始终是个谜一样。
父亲拿起链条,把“缅因州”拴在摩托车上。当我父亲和母亲与弗洛伊德吻别时,“缅因州”伸过头来,想把吻别的人隔开。
“小心!”弗洛伊德喊了一声。他们赶紧散开了。“它还以为我们在吃东西呢。”弗洛伊德对我父母说,“有它在身边的时候,你们接吻一定要小心。它不知道接吻是怎么回事。它以为你们在吃东西。”
“算我求你们,”弗洛伊德说,“就叫它厄尔吧——它整天这么叫唤。‘缅因州’这个名字实在愚蠢。”
“厄尔?”我母亲说。
“厄尔!”熊说。
“好吧。”父亲说,“就叫你厄尔。”
“再见,厄尔。”弗洛伊德说,“Auf Wiedersehen![12]”
他们久久注视着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湾角码头等一只小船把他带到布斯湾。最后,他坐捕虾人的小船走了。我的父母当然知道弗洛伊德要在布斯湾换一艘更大的轮船,但他们在想,要是这龙虾船横渡漆黑的大海,送弗洛伊德去欧洲,会是怎么样一个场景。他们看着龙虾船噗噗噗地开走了,在海面上颠簸着驶向远方。他们一直看到那船变得比海面上的燕鸥甚至矶鹞还小为止。这个时候他们再也听不到那船的声音了。
“那天晚上你们就做了第一次?”弗兰妮总是这样问。
“弗兰妮!”母亲说。
“呃,你说你感觉跟结婚了一样。”弗兰妮说。
“我们什么时候做了第一次,这无关紧要。”父亲说。
“你们那天晚上确实做了,对吗?”弗兰妮说。
“别管那个了。”弗兰克说。
“什么时候做,无关紧要。”莉莉说,她自有她那一套奇怪的说法。
真是那样——什么时候第一次做,真的不重要。反正,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父母离开“海边的阿布史诺特酒店”的时候,他们已经坠入爱河——也自认为结婚了。毕竟,他们已经答应了弗洛伊德。他们带着弗洛伊德的这辆一九三七年产的印度摩托车,带着他的熊——现在改名叫“厄尔”了——回到了家乡新罕布什尔州德瑞镇。他们开着摩托车首先去了我外婆家。
“玛丽回来了!”我外婆喊道。
“她坐在什么机器上面?”荣休拉丁语教授问,“和她在一起的是谁?”
“她坐在摩托车上,开摩托车的是温·贝瑞!”我外婆说。
“不,不!”荣休拉丁语教授说,“另外一个家伙是谁?”老人盯着坐在挎斗里的那个身上鼓鼓囊囊的家伙。
“一定是鲍勃教练。”我外婆说。
“白痴!”荣休拉丁语教授说,“这是什么天气,他竟然穿这种衣服?难道艾奥瓦人不知道如何穿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