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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头叫缅因州的熊（第10页）

“脱掉你的熊皮。”父亲会说，然后扯扯厄尔的皮毛——就那么轻轻扯了一下。

“厄尔！”厄尔会大吼大叫起来，而观众则会吓得惊恐地尖叫。

“我的上帝，你真是一头熊啊！”父亲会这样大叫一声。

“厄尔！”厄尔会大吼起来，绕着椅子一圈一圈追赶父亲。这时一半的观众吓得跑进夜色中，一些观众跌跌撞撞跑过柔软的沙滩，跑进水里去了，还有一些观众往台上扔来更多的水果和盛着热啤酒的纸杯。

每星期一次在汉普顿海滩赌场表演的节目，对厄尔来说，是动作比较温和的一个节目。我母亲改进了厄尔的舞蹈风格。她带着厄尔在空****的舞台上一亮相，大乐队就奏响第一支曲子，一对对观众赶紧挤过来看，眼神充满了好奇。只见那头矮小的熊身板宽阔，穿着艾奥瓦鲍勃的衣服，弓着背，在我母亲的引领下，灵活地倒腾着两只后爪——舞姿出人预料的优雅。

那些晚上，都是由鲍勃教练在家照看弗兰克。演出结束之后，我父母带着厄尔骑着摩托车沿海岸公路回家。他们会在豪宅云集的拉伊镇停下来看海浪，拉伊的海浪人称“白浪”。新罕布什尔州的海岸比缅因州的海岸开发得更早，但也更脏乱。看着拉伊的白浪上磷光闪闪，我父母一定想起了在阿布史诺特酒店的那些夜晚。他们说，在骑摩托车回德瑞镇的路上，他们总要在那里驻足停留一会儿。

“它以为我要带它去钓鱼。”父亲说。“听着，厄尔，我没有钓鱼的装备——没有诱饵，没有茶匙盘，没有钓竿——蠢货。”父亲对厄尔说，摊开空空的两只手。厄尔表情茫然。他们发现这熊几乎瞎了。他们说服了厄尔，今晚不去钓鱼，带它回了家。

“它怎么一下子这么老了？”母亲问父亲。

“它都开始在挎斗里撒尿了。”父亲说。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父亲离家去外地做冬季演出了。此时，我母亲正怀着弗兰妮。父亲决定去佛罗里达，母亲接到的第一封信，是他从克利尔沃尔特寄出的，紧接着又收到他从塔本泉寄出的信。厄尔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耳朵感染了，身上生了熊特有的真菌。生意也很冷清。

转眼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初，时值晚冬。过几天弗兰妮就要出生了。但是，这一次父亲没有回家——弗兰妮永远也不会原谅他。

“我怀疑他早就知道我是一个女孩。”弗兰妮总爱这样说。

等到一九四一年的夏天，父亲才再次回到了德瑞镇。他很快又让母亲怀孕了。这一次母亲怀上了我。

他答应再也不离开她了；他在迈阿密的马戏演出很成功，赚了足够的钱，秋天可以去哈佛读书了。他们可以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夏天了。他们有时仍去汉普顿海滩演出，但只有在他们觉得高兴去的时候才去。为了去哈佛上课，他坐火车去波士顿；除非能在坎布里奇找到一个便宜的住所，否则他就这样每周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

厄尔在一分一秒地变老。每天必须为它的眼睛涂上一种淡蓝色的药膏，就像水母身上的那种薄膜；但厄尔马上就把药膏擦在家具上了。母亲惊恐地注意到它身上的大部分毛都掉了，整个身体似乎也在萎缩，皮肤变得越来越松弛了。“它的肌肉不紧了。”鲍勃教练忧心忡忡地说，“它应该练练举重，或者跑跑步。”

“骑着摩托车出去，不带上它，”我父亲对他的父亲说，“那样它就会跑着追你去。”可是，看鲍勃教练骑上摩托车走了，厄尔也并不去追赶他。它一步也不跑，它一点也不在乎那摩托车了。

“对厄尔来说，”父亲说，“亲昵的关系确实会生出一点轻蔑来。”他与厄尔一起辛苦演出了那么长时间，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对这头熊有这么大的怒气了。

我的父母很少谈起弗洛伊德。欧洲有了战事，不难想象他会遭遇什么。

哈佛广场的烈酒商店在出售威尔逊公司生产的一种黑麦威士忌，名叫“干了吧”，很便宜，但我父亲是不喝烈酒的。坎布里奇的牛津烧烤店从前卖一种生啤，用形似窄口白兰地酒杯的玻璃容器装着，一壶一加仑。只要你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喝完这一壶，就能免费续一壶。上完一星期的课，父亲常在那里喝上一壶，然后匆匆赶到北站，坐火车回德瑞镇。

一九四二年三月份，我出生了，他们给我取名为约翰——取的就是约翰·哈佛[15]的名字。（弗兰妮之所以叫弗兰妮，是因为弗兰妮与弗兰克发音有点相近，听上去像兄妹。）母亲不仅忙着照顾我们这些孩子，还要忙着照顾荣休拉丁语教授，又要帮鲍勃教练照顾衰老的厄尔；她没有时间和朋友们玩乐。

到一九四二年夏末，战争的威胁悬在每个人的头上：这不仅仅是一场欧洲战争了。虽然这辆一九三七年产的印度摩托车耗油量很小，但现在也不开动了，成了厄尔的住所。狂热的爱国热情席卷了全国的各大校园。学生们从学校得到了配给的糖券，大多数学生把糖劵送给了家人。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在哈佛的每一个熟人，不是应召入伍，就是自愿参加了某种军事训练项目。不久，荣休拉丁语教授去世，外婆很快也随他而去——在睡梦中寿终正寝。母亲继承了一份小小的遗产。父亲自愿提前入伍，一九四三年春接受了新兵训练。那年他二十三岁。

父亲把弗兰克、弗兰妮和我留给了待在家里的母亲照看，离开了他的父亲艾奥瓦鲍勃，还把照顾厄尔的繁重任务交给了他。

父亲写来家信说，接受训练的新兵住在大西洋城的各个旅馆，他们一住，就几乎要把旅馆毁掉。他们每天清洗木地板，沿着木板小路行进，去沙丘上进行步枪射击训练。有了这些受训的新兵，木板路上的酒吧生意一时兴隆起来，但我父亲从来不去。部队里没有人问你年纪大小；受训的新兵大多比我父亲年轻，他们把所有的神射手奖章悉数别在胸前，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吧里充斥着来自华盛顿的办公室女郎，大家都抽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不抽。

父亲说，每个人都幻想着在出国打仗前“最后浪一把”，但大多数人只是过过嘴瘾，很少有梦想成真的；只有父亲做到了——他和我母亲在新泽西的一家旅馆亲热了整整一夜。幸运的是，这次父亲没有让母亲怀孕，所以母亲暂时不用操心新的孩子，只要照顾好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就行了。

父亲从大西洋城来到纽约北部一所以前的预备学校，在这里接受密码训练，然后被送到犹他州卡恩斯市的查尼特菲尔德，接着又被送到乔治亚州的萨万纳——他以前与厄尔来过这里，在一家叫德索托的老酒店表演过。最后，父亲被送到了汉普顿路，从这里出发，他登船去了欧洲战场。他心里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在欧洲说不定会找到弗洛伊德呢。我父亲确信，他给我母亲留下了三个孩子，他一定能平平安安回到家中的。

父亲乘坐海军的运输船离开了意大利，经特立尼达到了巴西——“巴西就像说葡萄牙语的意大利”，他在给我母亲的信里这样写道。最后，我父亲坐一架C-47运输机回到了美国，患有炮弹休克症的飞行员驾驶着这架运输机从迈阿密最宽阔的街道呼啸着腾空而起。从空中，父亲认出了一个停车场，以前厄尔在一次演出之后在这里呕吐过。

我母亲在战争中所做的贡献，除了为母校汤普森女子中学做秘书工作，主要是接受了医院的培训；她参加了德瑞镇医院为助理护士开办的第二期培训班。她每星期去医院上八小时的班，但平时要补缺代班，随叫随到——这是常有的事（当时医院的护士严重短缺）。她最喜欢的岗位是妇产科和产房。她深知没有丈夫陪伴的女人在医院里生孩子是什么滋味。我母亲就是这样度过战争岁月的。

战争结束后不久，父亲带鲍勃教练去波士顿的芬威公园看了一场职业橄榄球赛，然后他们去北站赶火车回德瑞镇。在去北站的路上，他们碰到了父亲的一个哈佛同学，这位同学把一辆一九四〇年产的雪佛兰轿车以六百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他们——比新车还要贵一点呢，但这辆车外形保养得很好，汽油又便宜得可笑，一加仑也许只要二十美分；鲍勃教练和我父亲分担了保险费。这样，我们家终于有了一辆汽车。父亲继续在哈佛完成他最后的学业。母亲这下有办法带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去新罕布什尔州的海滩玩了。有一次，艾奥瓦鲍勃开车带我们去了怀特山。在山上的时候，弗兰妮一把将弗兰克推到一个黄蜂窝里，弗兰克被黄蜂叮得很厉害。

哈佛大学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宿舍变得异常拥挤，学校的克里姆森运动队换了新队员。美国人发现了伏特加酒——斯拉夫文化专业的学生声称这是他们的功劳：不掺任何别的东西，用小小的高脚玻璃杯一口喝下去——纯俄罗斯喝法。但我父亲依然喜欢喝啤酒。他换了专业，改修英国文学了。这一次，他又想加快课程的进度，想提早毕业。

当时已经没有多少大乐队了。在以前，交际舞算是一种运动，一种很好的消遣，现在也不时兴了。厄尔已经老得不能再上台表演了；我父亲从空军退役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在乔丹马什百货公司的玩具部打工度过的。他又让我母亲怀孕了。母亲这次怀上的是莉莉。弗兰克、弗兰妮和我的名字都有具体的由来，而莉莉这个名字偏偏没有特别的原因——这让莉莉对父母心生怨恨；或许我们都没有想到，她心里竟然结下了这么大的怨恨——说不定她这一辈子都在怨恨吧。

莉莉生于一九四六年，那一年弗兰克六岁，弗兰妮五岁，我四岁。我们突然有了一个父亲——说真的，我们好像第一次见到他；在我们成长的这几年里，他总是不在家：不是去欧洲打仗、去哈佛上学，就是与厄尔一起在外面到处跑。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一个陌生人。

他和我们在一起时做的第一件事，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带我们去了一趟缅因州，我们以前从未去过那个地方。他带我们参观了“海边的阿布史诺特酒店”。当然，对我父亲和母亲来说，这是一次浪漫的朝圣之旅、怀旧之旅。莉莉太小，还不能出远门，厄尔又太老，也是不宜出门的，但父亲坚持让厄尔跟着我们一起去。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阿布史诺特酒店也是厄尔的酒店。”父亲对母亲说，“如果我们不带老‘缅因州’去看这阿布史诺特酒店——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没有‘缅因州’就不行！”

就这样，莉莉被留在了家里让鲍勃教练照看，母亲开着一九四〇年产的雪佛兰小轿车，带着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出发了，车上还带了一大篮子的野餐食物以及一大堆毯子。父亲已经把一九三七年产的印度摩托车修好，现在他就骑着这辆摩托车跟在我们后面，厄尔坐在挎斗里。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地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公路——那时缅因州还没有收费公路——一路北上，车速慢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布伦瑞克；又过了一小时，我们过了巴斯。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淤青色的大海波涛汹涌，那是肯纳贝克河的入海口；看到了波帕姆堡，看到了湾角的钓鱼小屋——看到一条链子挡住了通往阿布史诺特酒店的那条车道。

季节性临时歇业

阿布史诺特酒店已歇业好几个季节了——在父亲拆下链条，我们的车子往老酒店开去的时候，他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酒店的几幢楼房被遗弃在那里，一片荒凉，毫无色彩可言，看上去像堆堆白骨。房间的窗户大多用木板封了起来；没有封的，都被砸烂了。第十八杆洞的那面褪色的小旗插在高起的门廊的地板裂缝里，这门廊原来就是舞厅的边缘。“海边的阿布史诺特酒店”屋顶上的那面耷拉着的旗子，仿佛在暗暗地告诉人们，这是一座被困已久的城堡。

酒店的码头快要沉到海里了。码头边的船库被战争期间的一场飓风刮到大海里去了。周围的渔民用老码头来加固他们挡鱼的堰坝，堰坝与建在湾角的捕虾人码头连成了一片，现在常有一个男人或一个男孩拿着来复枪在那里站岗。“他站在那里，是为了射杀海豹。”父亲赶紧解释——因为远处带着枪的那个人把我母亲吓坏了。在缅因州，围堰捕鱼很不成功，海豹是最大的祸害：海豹闯入堰坝，狼吞虎咽地吃掉被围住的鱼，然后破堰而逃。海豹就用这种方式吃掉了很多鱼，还毁坏渔网，所以气愤的渔民们一看到海豹，就会举枪射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