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起来!”我对这个穿白色无尾晚礼服的人没好气地叫道。
“哼!”他在睡梦中喊道,“啊!妓女!”
“别说话!”我凶巴巴地低声对他说。
“吉克?”他说。
我一把抓住他的胸膛,紧紧挤压他。“啊!”他哀怨地叫了一声,“上帝帮帮我。”
“你没事。”我说,“但你必须离开这里。”
他睁开眼睛,在沙发上坐了起来。
“一个年轻的暴徒。”他说,“你把我带到哪里来了?”
“你在外面昏过去了。”我说,“我把你带到了这里,免得你被冻僵。但是你现在必须离开这里。”
“我要上厕所。”他说,一副很有尊严的样子。
“到外面去。”我说,“你能走路吗?”
“我当然能走路。”他说完朝送货口处走去,但在门口停了下来,“外面太黑了。你要害我,是吗?他们有多少人——在外面?”
我把他领到大堂前门,打开了外面的灯。“再见,”我对这个穿白色无尾晚礼服的人说,“祝你新年快乐。”
“这是艾略特公园!”他愤怒地喊道。
“是的。”我说。
“啊,这么说,这就是那家古怪的旅馆了。”他说,“如果是旅馆的话,我想要房间过夜。”
我想,我最好不要告诉他,他身上没带一分钱,所以我说:“已经客满。没有一个空房间了。”
穿白色无尾晚礼服的男人盯着空****的大堂,呆呆地看着一个个放信件的小槽,空空如也,什么信件都没有,看着放在楼梯脚下那个无人来拿的小琼斯装冬衣的箱子。“客满?”他说,仿佛第一次想到生活中的某个真相,“天哪。我听说这个旅馆都开不下去了。”这话我可不爱听。
我又一次领着他朝大门走去。他弯腰捡起几封信,递给我。昨天我们一直忙着为新年派对做准备,一整天都没有顾上去看大堂前门上的信箱,也没有人去取信件。
那个人出门走了几步,又回来了。
“我要叫辆出租车,”他对我说,“外面太乱,太危险。”他边说边做了一个手势,好像又明白了生活的一个真相。他不会是说艾略特公园太乱太危险吧——至少现在不乱不危险,因为多丽丝·威尔斯已经走了。
“你的钱不够打车的。”我对他说。
“哦。”穿白色无尾晚礼服的男人说。他坐在台阶上,望着寒冷的、大雾弥漫的公园。“等我一分钟。”他说。
“为什么?”我问他。
“我得想想我要去哪里。”他说。
“回家吧。”我说。但那人把手举过头顶,挥了挥。
趁他努力想问题的这工夫,我仔细看了看这些信。都是些常规的账单,与往常一样,没有一个陌生的客人写信来预订房间的。但是,有一封信显得很特别。上面贴着漂亮的外国邮票,是奥地利邮票,还有其他一些有外国情调的东西。信是从维也纳寄来的,收信人是我父亲,但收信人地址写得非常奇怪:
温·贝瑞
哈佛毕业生
194?届
美国
这封信走了很长时间才送到父亲手里——幸好,邮局里有一个人正巧知道哈佛在哪儿。我父亲后来经常说,能收到这封信,是上哈佛这件事让他得到的一个最具体的好处。如果他上的是一所不那么有名的学校,那封信就永远不会送到他手里。“我们倒希望他上的是一所不那么有名的学校,”弗兰妮后来说,“这件事就是一个充足的理由。”
当然,哈佛的校友网络非常庞大,极其高效。只要有我父亲的名字和“194?届”这两样线索,他们就马上找到了他确切的毕业届别——一九四六届,于是就找到了他的正确地址。
“出了什么事?”我听见了父亲的说话声。他从二楼我们家的房间里出来,站在楼梯转弯平台上,往楼下喊我。
“没什么事!”我说,踢了踢在我面前台阶上的这个醉鬼——他又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