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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索罗又回来了002（第4页）

莉莉哭个没完，一个侏儒骑着莉莉的那辆旧自行车。就在我们准备离开艾略特公园的时候，弗里茨的马戏团的动物来了。我们看到了长长的平板拖车、铁笼和链条。弗里茨只好将大巴停下来，跳下车，跑前跑后给那些人指点着。

我们坐在自己的笼子中——就是这辆大众牌大巴——看着这些动物，心中不由得生起一个疑问：这些动物是不是矮种动物？

“小马。”莉莉说——她的哭声还没有停，“还有一只黑猩猩。”有一个笼子，侧面画着一头红色大象——就像儿童卧室里的墙纸——我们听到里面有一只猿猴在尖叫。

“全是普通的动物。”弗兰克说。

一只雪橇狗围着大巴跑着叫着。一个女侏儒开始骑那条狗。

“没有老虎，”弗兰妮说——她非常失望——“没有狮子，没有大象。”

“看到熊了吗？”父亲说。在一个侧面什么都没有画的灰色笼子里，有一个黑影坐在那里，摇晃着身体，好像是随着内心的一个悲伤曲子在有节奏地摇摆着——它的鼻子太长，臀部太宽，脖子太粗，爪子太短，好像永远高兴不起来似的。

“这就是熊？”弗兰妮说。

有一个笼子，里面好像装满了鹅，或者是鸡。这个马戏团似乎以狗和小马为主角——再加上一只猿猴和一头让人失望的熊：这两个动物倒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心中期待的异国情调的生活的某种象征吧。

弗里茨回到了大巴上，开车带着我们出发了——去机场，去维也纳。我回头看看艾略特公园，看看那些人。我看见艾格依然紧紧抱着索罗——那是最奇异的一种动物。莉莉坐在我身边哭着。侏儒们在东奔西跑，各种动物被从平板拖车上卸下来，在这一片混乱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叫作“索罗”——而不是“弗里茨的节目”——的马戏团。母亲向我们挥着手，尤里克太太和朗达·雷跟着她一起挥手。马克斯·尤里克在大喊大叫，但我们听不见他在喊什么。弗兰妮的嘴唇在动，和着尤里克先生的嘴唇一张一合的节拍，她轻声地说：“四百六十四！”弗兰克正捧着一本德语词典在看。父亲——他不是个惯于向后看的人——坐在弗里茨旁边，语速匆匆与弗里茨说着闲话。莉莉还在哭，但她的哭声像小雨一样无害。艾略特公园消失在我眼前了。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是艾格，他在拼命跑着，与侏儒们一起跑着，把索罗高高举过头顶，好像举着一座神像——让所有其他的动物、其他普通的动物顶礼膜拜的神像。艾格非常兴奋，扯着嗓子喊着。弗兰妮的嘴唇动着——和着艾格的嘴唇一张一合的节拍，弗兰妮低声念叨着：“什么？什么？什么？”

弗里茨开车把我们送到了波士顿。弗兰妮在波士顿买了几件母亲说起过的“都市内衣”。莉莉穿行在内衣货架中间，还是哭个不停。我和弗兰克来回不停地坐自动扶梯玩。我们到机场的时间太早了。弗里茨说了声抱歉，不能与我们一起等飞机了，他说他的那些动物需要他马上回去照顾，父亲于是祝他一切顺利——他明天还要开车送我母亲和艾格来机场，父亲还特意预先感谢了他。在洛根国际机场的男洗手间，有人向弗兰克“贴过来”，但弗兰克不愿意向我和弗兰妮描述这件事。他只是不停地说有人“贴上来”，对此他感到很生气，我和弗兰妮也很生气，因为他没有详细地对我们说这件事。为了让莉莉高兴起来，父亲给她买了一个可以随身带的塑料飞行包。天黑之前，我们登上了飞机。我想我们是在晚上七点或八点起飞的：夏日刚入夜的波士顿灯光半明半暗。因为天还微明，在空中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波士顿港。这是我们头一回坐飞机，大家都开心。

我们在海上飞了整整一夜。父亲一路上都在睡觉。莉莉睡不着，她望着漆黑的窗外，对我们说她看到了两艘远洋轮船。我一会儿打盹，一会儿醒来，接着又打盹，又醒。我闭上眼睛，想象艾略特公园变成了一个马戏场。我们童年时离开的大多数地方都变得越来越难看了，而不是越来越漂亮。我想象自己回到了德瑞镇，很想知道弗里茨的马戏团是把这个小镇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当地时间早上八点差一刻，我们到了法兰克福——或许是九点差一刻。

&sd[5]！”弗兰克说。他领着我们一路穿过法兰克福机场，登上前往维也纳的中转航班。他大声念着所有的标识牌，友好地与所有的外国人搭讪。

“我们才是外国人。”弗兰妮不停地嘀咕着。

&ag！[6]”弗兰克向所有在他跟前经过的陌生人打招呼。

“那些是法国人，弗兰克。”弗兰妮说，“我敢肯定。”

父亲差点把护照弄丢了，于是我们用两根结实的橡皮筋把所有的护照绑在莉莉的手腕上。我抱着莉莉，她一直哭着，哭得太累了。

九点差一刻，或者是十点差一刻，我们离开法兰克福，大约中午时分，就到了维也纳。我们坐的是一架小飞机，坐的时间不长，但是一路非常颠簸。莉莉看到飞机下面的山，吓坏了。弗兰妮期盼明天的天气会好一些，母亲和艾格的行程可以顺利些。弗兰克一连呕吐了两次。

“说德语啊，弗兰克。”弗兰妮说。弗兰克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没有理她。

我们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加上第二天早上，把弗洛伊德旅馆的房间收拾整齐，准备迎接母亲和艾格的到来。我们总共坐了八个多小时的飞机——从波士顿到法兰克福花了六到七个小时，从法兰克福到维也纳又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母亲和艾格乘坐的航班将于第二天晚上稍晚一点离开波士顿飞往苏黎世，从苏黎世转机到维也纳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而从波士顿飞到苏黎世——与我们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差不多——也需要大约七个小时。可是，母亲和艾格（还有索罗）乘坐的飞机没有降落到苏黎世。飞机离开波士顿不到六个小时，就一头坠入了大西洋——离欧洲大陆（那是法国）的海岸线不远。后来，我想象他们不是一头坠入一片黑暗之中的（这个想象一定不合逻辑），这样我心里还稍许得到些宽慰——他们可能觉得远远地看到了下面坚实的大地，这样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丝希望（当然他们的飞机并没有着落）。同样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艾格当时是睡着了的，虽然每个人都希望如此。我们太了解艾格了，他一路上肯定是睡意全无，比谁都清醒——坐在他膝盖上的索罗一定跳上跳下的。艾格一定是坐在靠窗的座位上。

后来我们得知，飞机出事的速度很快。但不管怎么样，飞机上总是还有时间广播的——用某种语言——建议大家做某种形式的告别。总有时间让母亲好好亲吻艾格，紧紧拥抱艾格；总有时间让艾格最后一次发问：“什么”？

虽然我们已经搬到了弗洛伊德的城市，但我必须说，梦的意义被大大高估了：我做的关于母亲去世的梦是不准确的，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梦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的死可能是那个穿白色晚礼服的男人引发的，但没有一艘漂亮的白色单桅帆船把她送到遥远的海上。她从天空坠入海底，她身边的儿子在尖叫，她儿子的胸前紧紧抱着索罗。

救援飞机首先发现的，当然是索罗。救援飞机在清晨灰茫茫的大海上四处搜索沉入大海的飞机的残骸，努力寻找着浮出海面的第一个碎片，结果他们发现水里漂浮着一条狗。靠近仔细一看，救援人员确信这条狗也是这起空难的罹难者。救援队员没有发现任何生还者，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条狗本来就是死的？救援队员通过这条狗的位置，找到了遇难者的尸体——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不觉得奇怪。我们早就从弗兰克那里知道了这个事实：索罗是能够浮在水上的。

后来，弗兰妮说，我们必须警惕索罗接下来会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必须学会辨认它的不同姿势。

弗兰克现在默不作声。他在思考，他让索罗复活了，为此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他来说，以前那一直是神秘的源泉，现在却成了痛苦的源泉。

父亲一心要去辨认母亲和艾格的遗体。他把我们留给弗洛伊德照顾，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去法国了。从那以后，他不怎么提起母亲或艾格了。他不是一个向后看的人，他忙于抚养我们长大，毫无疑问，不会有时间沉湎于过去，做不切实际的思考。毫无疑问，有一个念头一定在父亲的脑海中闪过：这就是弗洛伊德要让母亲原谅父亲的地方了。

莉莉动不动就哭，因为她后悔了，因为她一直知道，弗里茨的马戏团里的那些人很小，与他们一起生活总是要容易得多。

那我呢？艾格和母亲走了，索罗的姿势又不知成了什么名目了——或者说成了一种伪装——我只知道我们来到了陌生的外国。

[1]法语，意为“糖果”。前面三块招牌的原文为德语。

[2]德语原文中“维也纳”的叫法。

[3]埃贡·席勒（1890—1918），奥地利绘画巨子，二十世纪初重要的表现主义画家。

[4]德语，意为“早上好！马戏团已经来了。醒醒！”

[5]德语，意为“德国”。

[6]德语，意为“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