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流血巷。”我们说。
“找一找6号。”弗洛伊德大声说,“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这个连施万格也不知道。她只喜欢她的鲜奶油。与所有政治人物一样,她没有一点历史感。”
的确如此,我们没有从施万格那里学到任何历史知识。我们学着爱上了咖啡,配着一小杯水一起喝;我们喜欢上了看报纸,手指捏着报纸,在上面留下脏指印。我和弗兰妮常抢着看《国际先驱论坛报》。在维也纳的那七年里,我们总能在上面看到小琼斯的消息。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队35号,海军队6号!”弗兰妮喜欢这样念给我们听,我们在一旁大声欢呼。
后来,小琼斯成了克利夫兰布朗斯队28号,纽约巨人队14号,巴尔的摩小马队21号,最后又成了布朗斯队可怜的17号。小琼斯断断续续给弗兰妮写过几封信,但很少向弗兰妮透露过比赛的消息,但是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能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看到橄榄球赛的比分,如此这般间接地听到他的消息,还是让我们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
“到了犹太人巷,就向右转!”弗洛伊德给我们指着路。我们便沿着犹太人巷来到圣鲁普雷赫特教堂。
“十一世纪。”弗兰克喃喃地说。年代越久远的,弗兰克知道得越多。
我们沿着多瑙河运河往下走,在一个山坡脚下,在弗朗茨·约瑟夫斯-凯大街,有一个纪念碑,弗洛伊德常带我们来看。纪念碑上有一块大理石标牌,写的是纪念被盖世太保谋杀的受难者的文字——当时,盖世太保的总部就设在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弗洛伊德尖叫一声,一边跺着脚,一边拿棒球杆猛击着地面,喊道,“给我说说标牌上写的是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上面的字。”
他当然没有见过,因为他就是在一个纳粹集中营里双目失明的。在集中营里,他们拿他的眼睛做试验,结果,试验失败了。
“那可不是夏令营,莉莉。”弗兰妮告诉莉莉。莉莉以前总是害怕被人送到夏令营里去,现在听到有人在“营地”受尽折磨,感到早在意料之中似的。
“是的,不是夏令营,莉莉。”弗兰克说,“弗洛伊德待的那个营地叫死亡集中营。”
“托德[2]先生从来没有找到过我。”弗洛伊德对莉莉说,“那位死神先生来找我的时候,我总不在家。”
接着,弗洛伊德向我们解释说,纽尔广场有一个喷泉,叫作普罗维登斯喷泉——也叫唐纳喷泉,因为建造者名叫唐纳——喷泉边上的那些**雕像,实际上不是原作,而是复制品。原作在贝尔维第宫下宫。这些**雕像据说是象征着生命之源,但玛丽娅·特蕾莎强烈谴责这些雕像。
“她是个婊子,”弗洛伊德说,“她成立了贞节委员会。”
“他们做了什么?”弗兰妮问,“哪个贞节委员会?”
“他们能做什么?”弗洛伊德问,“那些人能做什么?他们阻止不了人们的性活动,所以就在喷泉周围胡乱立了几个**雕像。”
即使是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另一位弗洛伊德——虽然大名鼎鼎,但也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人们的性活动,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处于同一个时代的玛丽娅·特蕾莎的贞节委员会却想那么做。“那个时候,”弗洛伊德带着羡慕的口气说,“妓女可以在歌剧院的过道里招客呢。”
“那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弗兰克补充道——他是怕我们不知道细节。
弗兰克最喜欢和弗洛伊德一起看的一个地方,是帝国墓地——卡普亲教堂的皇家地下墓穴。从一六三三年开始,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死后就埋在那里。那个古板的老女人玛丽娅·特蕾莎也埋在那里,但她的心不在那里。墓穴里的所有尸体的心脏都被放到另一个教堂保存起来了。想看这些心脏,得等弗洛伊德下一次带我们出来的时候。“历史,终将分离一切。”对着这些埋着没有心脏的尸体的坟墓,弗洛伊德这样感叹道。
再见了,玛丽娅·特蕾莎——再见了,弗朗茨·约瑟夫、伊丽莎·贝思,还有墨西哥的那个不幸的马西米利安。当然,弗兰克最钟爱的那个人也在那里: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那个要了自己性命的可怜的鲁道夫。来到地下墓穴,弗兰克的心情总是无比阴郁。
当弗洛伊德指挥我们从卫普林格大街转向福特巷的时候,我和弗兰妮感到最为沮丧。
“拐过去!”弗洛伊德大声喊道,他手里的棒球杆在不停地颤抖。
我们来到了犹太广场,这里是维也纳的犹太人聚居区。早在十三世纪,这里就是贫民窟;第一次驱逐犹太人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那是在一四二一年。对于最近的驱逐事件,我们知道的情形,稍微多了一点。
这次与弗洛伊德在犹太人广场,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小的困难,因为我们眼前已经没有多少十分明显的历史痕迹了。弗洛伊德对着已经不存在的公寓楼大声喊着什么。他向我们解释这是什么楼那是什么楼,但是这些楼早已不复存在。他以前认识的那些人——也不在了。我们看不到的景物,弗洛伊德却依然能看到;他看到的是一九三九年以及一九三九年之前的景物。那个时候他的眼睛还好好的,那是他对犹太人广场最后的印象。
一对新罕布什尔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到达旅馆的那一天,弗洛伊德带着莉莉去了犹太人广场。我看出来了,莉莉回来的时候神情非常沮丧。当我带着这三个美国人,拿着他们的行李到了他们在三楼的房间的时候,我也感到非常沮丧。上楼的时候我一直想着厄恩斯特向弗兰妮描述母牛式体位的情景。客人的行李拎在我手里显得不是特别重,因为我把这些行李想象成厄恩斯特了——我要把厄恩斯特拎到新罕布什尔旅馆的顶层,把他从五楼的窗口扔出去。
新罕布什尔女人抬起一只手快速摸了一下楼梯扶手,说:“灰尘。”
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舒劳斯本舒吕舍尔与我们擦肩而过。从他的手指尖到二头肌,全都油腻腻的,脖子上还缠绕着一圈铜线,活像套在绞刑架上的绞索。他怀里抱着一个盒子形状的东西,很重的样子,很像一块巨大的电池——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电池太大了,不可能是梅赛德斯车上用的。
“嘿,扳手。”我向他打了声招呼。他哼了一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他的嘴巴里还非常小心地——我想他必须小心——咬着一个玻璃管,玻璃管里嵌着一根小保险丝。
“旅馆的汽车修理工。”我向客人解释道——这样解释起来最省事。
“浑身够脏的。”新罕布什尔女人说。
“顶楼难道放着一辆汽车?”她丈夫问。
三楼的走廊半明半暗的,我们在走廊里走着,寻找着房间。五楼有一扇门开着,传来噼里啪啦打字的声音,好像什么人赶在最后一刻在狂打着什么。那是菲尔格伯特小姐,她不是在急着为某份宣言收尾,就是正写到她那篇关于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论文的关键部分。阿尔拜特朝楼下尖声喊着话。
“每一段时间都属于它自己!”老毕力格吼叫了一声,作为回应。激进分子老毕力格下班了。他走到三楼楼梯平台时,我正一手拿着客人的行李,一手慌乱地拿着钥匙准备打开房门。
“你走起路来就像一阵风,老家伙!”阿尔拜特喊道——他喊的当然是德语。我听得懂,听了之后,心里很有些不祥之感。这三个美国客人不懂德语,听了这喊声可能感到尤为不祥吧。“总有一天,老家伙,”阿尔拜特最后喊道,“这阵风会把你吹走!”
老毕力格在楼梯平台上停下了脚步,回过头对阿尔拜特喊了几声。“你个疯子!”他尖叫道,“你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吧!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吧!”
在三楼和四楼楼梯之间,有一个温柔的身影在缓缓移动,那是好人施万格,她有那样的柔和身形,全是因为喝了那么多鲜奶油。好人施万格在想办法安抚那两个男人,她先快步往下跑了几步,与老毕力格耳语了几句,又匆匆跑上楼梯,跑到阿尔拜特那里,与他说了几句话。
“闭上你的嘴!”阿尔拜特厉声对她说。“你再去怀孕一次,再去堕胎一次,再多喝点鲜奶油。”他骂骂咧咧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