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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第二家002（第5页）

“在这个阶段，那样很不好。”菲尔格伯特说。我明白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她是一个朗读者，只是一个朗读者。她可以非常优美地朗读别人的故事，她接受别人的指引，她听从头领的安排。我为什么想让她朗读《白鲸》？就像激进分子要让她做司机，原因是一样的。我和激进分子都知道，她会这样去做的，她不会不做的。

“我们什么都做了？”菲尔格伯特问我。

“什么？”我说。我心里突然一惊——我听到了艾格的声音，听到他的声音，我总是心痛。听我自己说这两个字，我也心惊。

“我们什么都做了吗，性方面？”菲尔格伯特问，“是不是？什么都做了？”

我回想着刚才的事。“我想是的。”我说，“你还想做更多别的吗？”

“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了。”她说，“我只是想一次全都做完。如果我们全都做了，那你可以回家了——如果你想回家的话。”说完她耸了耸肩。这不是母亲耸肩的样子，不是弗兰妮耸肩的样子，甚至也不是乔兰塔耸肩的样子。这并非人的动作，与其说是抽搐，不如说是一种电脉冲——她紧绷的身体发生了一种机械性倾斜，发出了一个微弱的信号。最微弱的信号，我想。这是一个信号：无人在家——我现在不在家，不要打电话给我，我会打给你。这是一个时钟在嘀嗒嘀嗒响，或者说是一枚定时炸弹在嘀嗒嘀嗒响。菲尔格伯特又朝我眨了一眨眼睛，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收拾起我的衣服。我看到她懒得标记一下《白鲸》念到哪里了，我也不想去标记。

我穿过环城大街的时候已是午夜之后。我从市政厅广场向卡尔伦纳环城街走去，来到了人民公园。在啤酒花园，不少学生在友好嬉闹叫喊，我可能认识其中一些人，但我没有停下来去喝一杯啤酒。我不想去跟他们谈论这个艺术那个艺术。我也不想去谈论《亚历山大四重奏》——不想去争论哪部小说最好，哪部最差，以及为什么。我不想听他们谈论谁从相互的通信中获益最大——是亨利·米勒还是劳伦斯·杜雷尔？我甚至不想谈论《铁皮鼓》，这也许是今晚最好的话题。我也不想再谈东西方关系，谈论社会主义和民主，谈论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也不想谈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种族问题有什么看法？那是一九六四年的夏末。一九五七年我到了维也纳，就再也没有回过美国，现在我对美国的了解还不如不少维也纳的学生。我对维也纳的了解也不如他们。我了解我的家庭，了解我们的妓女，了解我们的激进分子。我在与新罕布什尔旅馆相关的事物方面是专家，在其他方面，一知半解，业余水平。

我径直穿过赫尔登广场——就是英雄广场——站在从前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欢迎希特勒的那个地方。我想狂热分子总是会有听众的。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能影响听众，不管听众多少。我要记住这个看法，我要说给弗兰克听，看他怎么认为。他要么拿过这个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要么修改它、纠正它。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弗兰克那样读那么多书。我希望我也能像莉莉不断努力地成长。莉莉的成长努力已经有了成果，她把写好的书稿寄给几个在纽约的出版商。她本来不想透露这件事的，可是她口袋没有钱，只好向弗兰妮借钱付邮费。

“是个小说。”莉莉说，有点不好意思，“带一点点自传色彩。”

“带多少？”弗兰克问她。

“呃，这完全是一个想象的自传体小说。”莉莉说。

“我很想马上看。”弗兰克说，“我敢打赌你一定把我写成了一个大傻瓜。”

“没有。”莉莉说，“小说里人人都是英雄。”

“我们都是英雄？”我问。

“对我来说，你们都是英雄。”莉莉说，“所以在书里，你也是英雄。”

“甚至连父亲也是？”弗兰妮问道。

“呃，他这个角色的想象成分最多。”莉莉说。

我认为书中父亲这个人物只能靠莉莉大量想象，因为在生活中，他活得最不真实——在我们一家人当中，他是活得最没有当下感的一个人。有时候，我们似乎觉得，父亲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比艾格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少。

“亲爱的，你的小说叫什么名字？”父亲问莉莉。

“《我要长大》。”莉莉说。

“难道还能取什么别的名字？”弗兰妮说。

“写得多远？”弗兰克问，“我的意思是，写到哪里为止？”

“写到飞机失事。”莉莉说，“在那里收尾。”

那是现实生活的结束，我想。在飞机失事之前结束故事，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我想如此。

“你需要一个经纪人。”弗兰克对莉莉说，“我可以做你的经纪人。”

弗兰克将做莉莉的经纪人。他将做弗兰妮的经纪人，父亲的经纪人，甚至是我的经纪人——到时候，他是我们家所有人的经纪人。我知道，他并不是无缘无故去学经济学专业的。可是我不知道的是，一九六四年那个夏末的晚上，当我离开熟睡的菲尔格伯特——那个可怜的流产小姐——的时候，她无疑在做梦，梦到她自己做出了一个巨大牺牲。她那种任人驱使的性格，在我一个人站在英雄广场的时候，从那些狂热相信希特勒的人身上看到了——希特勒让那么多的人成了任他驱使的人。在那个寂静无声的夜晚，我几乎可以听到那些毫无头脑的人在喊叫：“SiegHeil！[8]”我可以看到舒劳斯本舒吕舍尔拧紧发动机座螺栓上的螺母和垫圈的时候，他那紧绷的脸上的那份绝对的自以为是。他还拧紧了别的什么？我可以看到阿尔拜特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呆滞而虔诚的神情，虽然被捕了，还是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向新闻界发表着声明。待我们如母亲一般的施万格小姐啜饮着奶油咖啡，鲜奶油在她毛茸茸的上唇留下可爱的白色小胡子。我可以看到施万格为莉莉编着辫子，对着莉莉的头发哼着歌，就像我母亲那样哼唱着。施万格对弗兰妮说，弗兰妮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皮肤，世界上最美丽的手——她说我有一副色眯眯的眼神。她警告说，我是一个很危险的人。（因为我刚刚离开了菲尔格伯特，我觉得自己不是很危险。）施万格的吻里总有鲜奶油的味道。施万格说，弗兰克是个天才，要是他能更周全地考虑一下政治就好了。施万格把所有感情都倾注到了我们身上——用她小包里的那支枪！我很想看厄恩斯特摆出母牛式体位——和母牛一起搞！还有大象式体位！与谁搞，你知道的。他们都是疯狂之徒，老毕力格说得没错——他们想把我们都杀了。

“托洛茨基。”一直在听胡子男人说话的这个年轻姑娘突然脱口而出——好像有人说了一句：“谢谢你。”

“托洛茨基？”我一边说，一边把身子往他们那张桌子斜靠过去。那是一张很小的方桌。最近这一阵子，我一直拿着七十五磅哑铃练单臂屈伸。那桌子可没有那个分量。我一把抓起桌子——不敢太用劲——小心地把它举过头顶，就像侍者举起托盘。

“哎，好人托洛茨基。”我说。“好人托洛茨基说，‘如果你想过轻松自在的生活，那么，你出生在这个世纪，就大错特错了。’你认为真是这么回事吗？”我问胡子男人。他什么也不说。女孩子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他稍稍振作了一下精神。

“我认为真是这么回事。”女孩说。

“当然是这么回事。”我说。我注意到，好几个侍者看到我头顶上方的桌子上的酒杯和烟灰缸微微有些滑动，紧张得不行了。用不着担心，我不是艾奥瓦鲍勃——我举起杠铃的时候，杠铃上的举重片从来不见滑下来过。论举重，我的水平比艾奥瓦鲍勃要高。

“托洛茨基是被人用鹤嘴锄打死的。”那个大胡子家伙说，神情有些忧郁，却竭力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

“但他没有死，是吗？”我问。我像疯子一样傻笑着。“没有什么东西真的死了。他说的东西都没有死。我们如今还能看到的那些油画——它们都没有死。书里的人物——他们没有死，即使我们不去读那些书。”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正要离开的时候，女孩在后面叫我。我知道我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从来没有——让歌剧院里的人活着，因为坐在歌剧院里的人的模样肯定成了我和弗兰克看到的汽车里的那个动物——夹在厄恩斯特和阿尔拜特之间的那个动物——那样，成了那只机械熊，成了那个化学材料做成的狗头，成了那个悲伤的电荷。不管托洛茨基说了什么，他反正已经死了。母亲和艾格，还有艾奥瓦鲍勃，都死了——不管他们说了什么，不管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从格拉本大街出来，感觉自己越来越像弗兰克，感觉自己对一切都看不顺眼，我感觉自己失控了。举重运动员失控了，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遇到了第一个妓女，一看不是住在我们家旅馆的妓女，但我以前在莫瓦特咖啡馆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