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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歌剧院之夜 奶油和鲜血002（第4页）

“不用别人扶我。”弗洛伊德说，很快活的样子，“再见，亲爱的莉莉！不要吐了，亲爱的。不停地长大吧！”

莉莉张开嘴，好像又喘不过气来，身体颤抖着。阿尔拜特原本顶着莉莉耳朵的那把手枪，从她耳朵移开了大约两英寸。看莉莉呕吐，他显然觉得厌恶，尽管莉莉呕吐得并不厉害——莉莉不是一个大吐特吐的人。

“站在那里别动，弗兰克！”弗洛伊德喊道——对着整个大堂喊道，“别让别人说你古怪！你是个王子，弗兰克！你比鲁道夫强多了。你比哈布斯堡家族的所有人都高贵，弗兰克！”弗洛伊德为他鼓劲。弗兰克说不出一句话，他哭得太厉害了。

“你很可爱，弗兰妮，我亲爱的弗兰妮，我的甜心弗兰妮。”弗洛伊德柔声地说，“不用拿眼睛看，就知道你有多漂亮。”

“AufWiedersehen，弗洛伊德。”弗兰妮说。

“AufWiedersehen，举重运动员！”弗洛伊德对我喊道，“来，拥抱一下。”说着，他向我伸出双臂——一只手仍然握着棒球杆，就像握着一把宝剑。“让我抱抱你，看你有多强壮。”弗洛伊德对我说。我走上去，拥抱了他。他趁机凑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一听到爆炸声，”弗洛伊德轻声说，“你就动手将阿尔拜特杀了。”

“快走！”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说，那口气非常不安。他一把抓过弗洛伊德的一只胳膊。

“我爱你，温·贝瑞！”弗洛伊德大声说。只见我父亲双手抱着头，陷在沙发里，并不抬头看前方。“是我让你做旅馆生意的，我对不住你。”弗洛伊德对我父亲说，“还叫你买了熊。”

“再见了，苏西！”弗洛伊德说。

苏西哭了起来。舒劳斯本舒吕舍尔领着弗洛伊德往旅馆的旋转门走去。我们看到了那辆车，那辆奔驰车，那整个车就是一颗炸弹，停靠在新罕布什尔旅馆门前的路边。弗洛伊德和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穿过了旅馆的旋转门。

“我不用你扶我！”弗洛伊德很不高兴地对扳手说，“让我摸摸汽车，把我带到保险杠旁边。我自己能找到车门的，你这个白痴。让我摸摸保险杠。”

阿尔拜特的后背僵僵的，斜靠在莉莉身上。他稍微挺直了身子，朝我瞥了一眼，想弄清楚我在什么地方，然后又朝弗兰妮瞥了一眼。他握着手枪，枪头一会儿对着这儿，一会儿对着那儿。

“就是这个，我摸到了！”我们听到弗洛伊德在外面大喊起来，非常开心的样子。“这是车头灯，对吧？”他问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父亲抬起双手抱着的头，看着我。

“这当然是车头灯，你这个老傻瓜！”舒劳斯本舒吕舍尔对弗洛伊德喊道，“上车，好吗？”

“弗洛伊德！”父亲尖叫一声。他一定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了。他跑向旋转门。“AufWiedersehen，弗洛伊德！”父亲大声对他说。在旋转门旁，父亲清清楚楚看到了眼前的一切：弗洛伊德先是摸着车头灯，然后将手慢慢滑向车子的格栅，并没有滑向车门。

“门在另一边，你这白痴！”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说。

弗洛伊德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甩掉了扳手的手，平平地拿着棒球杆，慢慢晃动起来。当然，他是在找车子前头的那块车牌。瞎眼人有一种诀窍，能准确地知道某一样东西在哪里。弗洛伊德手里的棒球杆只晃了三下，就找到了那个车牌的位置——我父亲永远记得那个场景。第一次晃过去，球杆有点高了——离格栅不远。

“再低一点！”父亲在旋转门边向外面喊道，“Auf　Wiedersehen！”

弗洛伊德的球杆第二次打到了车牌左边一点的前保险杠上。我父亲喊道：“往右一点！AufWiedersehen！弗洛伊德！”父亲后来告诉我们，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这个时候早就跑开了——当然没有跑多远。弗洛伊德第三次挥起球杆，这一下打到了地方。弗洛伊德的这第三次挥杆真是太漂亮了。这根棒球杆在这个晚上经历了多少痛苦啊！从此，这个球杆再也没有找到。弗洛伊德也从没有被全部找到，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的母亲后来也无法确认她儿子的尸体。站在旋转门边上的父亲被弹了回来，一道白光闪起，玻璃碎片飞到了他的脸上。弗兰妮和弗兰克马上跑过去帮他。就在炸弹爆炸的那一刻，我用两只胳膊紧紧抱住了阿尔拜特——我没有忘记刚才弗洛伊德对我说的话。

阿尔拜特为了去歌剧院，特意穿了一身黑色燕尾服。他比我高一点，也比我胖一点。我把下巴紧紧地扣在他的肩胛骨之间，两只手臂死死搂住他的胸部，将他的手臂牢牢固定在他的两侧。他朝地板开了一枪。我突然想到，他说不定会拿枪打我的脚，于是我决不让他把枪抬得更高。我知道阿尔拜特是打不着莉莉的。他又朝地板开了两枪。我死死抱住他，使得他甚至找不到我的脚——我的脚就在他的脚后面。他又开了一枪，竟然打中了自己的脚，哇哇地尖叫起来。他扔掉了枪。我听到枪掉在地上的声音，看到莉莉过来拾起了枪。我并没有太关心那把枪。我正集中全部精力死死掐着阿尔拜特。他对着自己的脚开了一枪，刚才还吱哇乱叫的，很快就不叫了。弗兰克后来告诉我，阿尔拜特不叫的原因是因为他无法呼吸了。我也没怎么注意阿尔拜特尖叫不尖叫。我只一门心思掐着他的身体。我把他想象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杠铃。我真的不清楚我对这个想象的杠铃做了什么——拿它做曲臂运动？卧推它？用力举起它？还是只把它抱在自己胸前？我究竟做了什么，这是无关紧要的——我只是全身心地关注于它的重量。我真的没有想任何别的。我让我的手臂相信自己的力量。如果我这么用力地拥抱乔兰塔，她一定会分成两半的。如果我这么用力地拥抱尖叫安妮，她一定会安静下来的——哪里还有什么假**的尖叫！有一次，我梦见自己紧紧抱着弗兰妮，就抱得这么紧。自从弗兰妮被人强奸之后，自从艾奥瓦鲍勃教我如何举重之后，这举重我就一直没停过。现在，我双臂抱着阿尔拜特，我是世界上最有力气的人。

“同情炸弹！”我听见父亲大叫起来，我知道他身上很痛，“耶稣啊，上帝啊！你能相信吗？那该死的同情炸弹！”

弗兰妮后来告诉我，她当时立刻就明白：父亲的眼睛瞎了。这不是因为爆炸发生的时候他正好站在旋转门边上，也不是因为旋转门的玻璃炸到了他的脸上。也不是弗兰妮给父亲擦脸的时候，看到他眼睛上流的血，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我早知道是怎么回事。”弗兰妮说，“我是说，在我看到他的眼睛之前就知道。我一直知道他其实与弗洛伊德一样看不见东西了，或者说，我知道他总有一天会那样的。我知道他会失明的。”

“Auf　Wiedersehen，弗洛伊德！”父亲哭着说。

“不要动，爸爸。”我听见莉莉对父亲说。

“是的，不要动，爸爸。”弗兰妮说。

弗兰克跑到克鲁格大街上，往卡恩特纳街跑去，拐了个弯，跑到了歌剧院。他当然是去看看那颗同情炸弹是否有了反应——其实，弗洛伊德早就想象到了，停在新罕布什尔旅馆前的那辆奔驰车离同情炸弹很远，歌剧院自然是不会有事的。施万格一定还在什么地方走呀走，或许她决定停下脚步，来到歌剧院，去看那歌剧的结尾。她说不定喜欢那个歌剧。说不定她想一直待在歌剧院，等着看演员们谢幕，看他们在没有爆炸的炸弹上向观众鞠躬致谢。

弗兰克后来说，他跑出新罕布什尔旅馆去看歌剧院是否安然无恙的时候，看到阿尔拜特的身体成了紫红色，非常鲜艳的紫红色。阿尔拜特的手指仍在动弹——或者只是在抽搐——好像还在踢脚。莉莉后来告诉我，在弗兰克不在的这段时间，阿尔拜特从紫红色变成了蓝色。“蓝得像一块青石板。”我们的作家说，“就像阴天时分大海的颜色。”弗兰妮后来告诉我，等弗兰克从歌剧院回来，阿尔拜特已经一动不动，脸色惨白——他脸上什么颜色也没有了。“他成了珍珠的颜色。”莉莉说。他死了。我把他掐死了。

“你可以放开他了。”弗兰妮最后告诉我。“好了，一切都好了。”她低声对我说，因为她知道我是很喜欢低语的。她吻了我的脸，我放开了阿尔拜特。

从此，我对举重的看法就改变了。我倒是没有放弃，还一直在举，但是现在我不把举重当回事了，我不强迫自己非要举起多少分量不可。举点轻的，也行，就让自己有一种好的感觉就可以了，我不喜欢死命举了，再也不喜欢那样了。

爆破专家告诉我们，如果那辆奔驰车离歌剧院更近一点的话，舒劳斯本舒吕舍尔的那颗同情炸弹就可能会被引爆。炸弹专家还暗示，这个地区附近的任何爆炸都可能在任何时候引爆同情炸弹。我猜想，舒劳斯本舒吕舍尔设计的炸弹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精确。激进分子的这次行动意欲何为？报上已经登了很多很多的废话。接着又会有大量的垃圾文章，说那些激进分子本来是要发表一个“声明”的。报上写弗洛伊德的文章并不多。弗洛伊德是个瞎眼老人，这倒是匆匆提过一笔，另外也有人写到他在纳粹集中营里待过。但他们一笔也没有写到一九三九年的那个夏天，没有写到那头叫“缅因州”的熊，没有写到“海边的阿布史诺特酒店”，没有写到有关做梦的理论——没有提到另一个弗洛伊德，一笔都没有写到那个弗洛伊德对这件事可能会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关于这个事件背后的政治动机，报上却胡话连篇。

“政治动机总是愚蠢不堪的！”艾奥瓦鲍勃要是活着，肯定会这么说。

报上对菲尔格伯特也只是寥寥数语打发了，没怎么写她念《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是多么的让人心碎。当然，他们承认我父亲是一个英雄。对我们的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在那个时期——“鼎盛时期”（弗兰克这样描述那个肮脏的时期）——所享有的声誉，他们倒笔下留情，写得很有分寸。

父亲出院时，我们给他送了一件礼物。为了这件礼物，弗兰妮早就给小琼斯写了信。这七年来，小琼斯一直为我们提供着棒球，所以弗兰妮知道可以指望他给父亲送一根全新的棒球杆。一根完全属于父亲自己的“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棒球杆。父亲当然需要这样的棒球杆，他收到这样的礼物似乎大为感动，难为弗兰妮想得这么周到——这是弗兰妮出的主意。我想，当父亲伸出手，拿住我们放到他手里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哭了，他拿着棒球杆摸了好一阵。我们看不见他在哭，因为他的眼睛上还蒙着绷带。

弗兰克以前一直给父亲当翻译，现在又要为父亲做翻译了。国家歌剧院的人为了感谢我们，专门请我们看了一场歌剧。看演出的时候，弗兰克就坐在父亲旁边，贴着他的耳边，轻声告诉他舞台上演员的动作。父亲完全听得懂音乐，这没问题。我甚至都不记得那是什么歌剧。我只知道，不是《露琪亚》，是一部特别闹哄哄的滑稽喜剧，因为莉莉坚持说，我们不要看奶油和鲜血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为感谢我们救了他们，请我们看戏，这是很好的事，但我们不想看任何充斥着奶油和鲜血的戏了。我们早就看过那样的歌剧了，那样的歌剧在新罕布什尔旅馆已经演了七年。

因此，在这个充满欢乐的闹哄哄的歌剧——管它叫什么名字呢——的开场，管弦乐队的指挥、所有的乐手、所有的演员都指着坐在前排座位上的我父亲（父亲坚持要坐在这里，“这样我肯定能看到舞台上的动作了”，他说）。父亲站起来，鞠了一躬——他的鞠躬很漂亮。他向观众挥舞了一下棒球杆。维也纳人很喜欢那个英雄故事中有关“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棒球杆的那一节，当父亲向他们挥动棒球杆的时候，他们大为感动，热烈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我们这些孩子为父亲深感自豪。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下子出了名——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以古老的美国家庭方式挽救了歌剧院并杀死了那些恐怖分子，那个想以五千美元买下莉莉的小说的纽约出版商是否会理会弗兰克提出的要求呢？“管那个干吗？”弗兰克说，脸上露出狡黠的神情。莉莉还没有在那份五万美元的合同上签字。弗兰克开出了更高的价。等出版商知道这个莉莉·贝瑞就是那个被手枪顶着耳朵而无所畏惧的小女孩，这个莉莉·贝瑞就是贝瑞家（这个杀死恐怖分子，挽救了歌剧院的英雄之家）最年幼的（当然也是个子最小的）孩子的时候——呃……这个时候，弗兰克当然手握主动权了。

弗兰克当然大赚了一笔。

“你是说我们要发财了？”父亲问。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但因为刚失明不久，他总是很笨拙地伸出头去，凑近一件东西，好像这样他能看得见似的。而那根“路易斯维尔重击手”牌棒球杆是他的永远躁动不安的伙伴，是他的打击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