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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胡子男人（第4页）

晚饭过后，赫伯特叔叔拿出烟管，开始往里面装烟丝。

“这是什么？”阿什瓦德问。

“是不健康的东西，”我妈说，“抽了这个，身体就会变黑，有一天还会因为这个死去。”

赫伯特叔叔把烟管塞进嘴里，起身离开了餐桌，走向了花园。我转过身，看见他站在草地上，灰色的烟雾从他的嘴边飘过，比夏尔马叔叔的烟雾要小一些，不是弯弯曲曲的，而是一团团，一点点，里面也没有故事。

“乞丐都这样，”我妈说，“都喜欢抽烟。”

约翰和阿什瓦德一辈子都不会碰香烟、雪茄或是烟管，会一直远离这些东西。要是有人在阿什瓦德旁边点烟，他会暴怒起来，有时候还会在汽车站大吼大叫：“快走开!不然我的内脏就要变黑了!”

我是家里唯一让香烟来慰藉胸膛的人，除了香烟，还有大麻神秘的烟雾。不过我并不喜欢大麻，尽管非常想成为那些反叛的年轻人中的一员。他们把这个世界视为敌人，穿着旧衣服、破外套和带着破洞的裤子，却一副很耐看的样子。我还是太乖了，是个听妈妈话的孩子。

赫伯特叔叔留宿了两夜，接着就出发去雷米希了，去了卢森堡爷爷那里。我妈塞给赫伯特叔叔一个擀面杖，还给他演示应该怎么用那玩意儿打人。我妈说：“看，就这样举到空中，然后冲他的脑袋狠狠地打下去。”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赫伯特叔叔，不过我妈倒是经常提起他。要是我们不想刷牙，她的声音就会在洗手间里响起来：“再这样下去，你们会变得跟赫伯特叔叔一模一样!”要是我们不按时回家，不愿意吃水果，又或者不准时上床睡觉，我妈都会重复这句话。从教育的观点来看，赫伯特叔叔还是很有用的，是一个会让人害怕从而敬而远之的怪兽。

我只要考试成绩不理想，我妈就会大吼着冲进我的房间，说：“赫伯特叔叔的成绩也很差，结果呢，一事无成。”后来，当我的下巴上出现了第一道胡子的踪影时，我妈就拿着一把剃刀，冲了过来，说：“你会流落街头的!会去乞讨!”

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唯一的职责就是防止我们变成赫伯特叔叔那样：一个白吃白喝的人，一个戴着黑色毛线帽的乞丐，去大洋彼岸，结果一事无成。就跟赫伯特叔叔一样。

世界上还有两个地方会有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出没，第一个是锡尔弗顿，哥伦比亚最小的一个村子，在6号高速公路旁边，村子里的房子加起来还不到五个。要是从村子旁边经过没有停下来看一看，也不会有任何的遗憾。

赫伯特叔叔终止了远方的生活，在一家志愿者消防队工作，却从来不需要出勤救火。每个星期二他负责担任家庭医生的秘书，有时候也会顶替救护车司机。他跟一个叫朱迪的女人住在一起，朱迪离过一次婚，有两个孩子。赫伯特叔叔在离开我们家数年后，把这些情况都写在了一封信里，有一天信落在了我们家门口的垫子上。一个长方形的信封上贴着大大的邮票，还有张蓝色的贴纸，上面写着“航空邮件”。

一开始我妈把信藏了起来，后来又决定拿这封信给我们上一课。

“你们看看，”她大声说道，“你们看看，要是不好好刷牙，成绩不好，留胡子，身上有烂香蕉皮的味道，就会变成这副德行。你们就会跟一个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住在一个小村子里。”

在我妈眼里没有比离婚更糟糕的事情了，这也是她从来没有喜欢过卢森堡爷爷的原因，就连离了婚的邻居也不受她的待见。我们不可以跟离了婚的家长的孩子一起玩，要是他们来到我们家门口，就会受到我妈的谆谆教导：“在印度从来不会有人离婚!”这也许是我爸妈还在一起的原因吧，因为离婚是一种耻辱。

“这就是你们的赫伯特叔叔，”我妈不紧不慢地说，“总是在错的时候去了错的地方。”

然而赫伯特叔叔并没有在锡尔弗顿停下脚步，那只是中间停靠的一站，就好像每个地方对他而言都是临时停靠站一样。有时候他会待上几天，有时候一待就是几年。而他在朱迪身边待的时间长短不一。要是她牢牢抓住，赫伯特叔叔人生中的那个空缺就会变小；而如果她的心和手都无法抓住他，那个洞就会越来越大。

在那个空缺里，我们全都长大成人。赫伯特叔叔在加拿大流浪的时候，我在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大学学经济学，约翰正以物理地理学家的身份在摩洛哥做研究。对阿什瓦德来说，时间是静止的。他坐在房间的窗前，看着外面，看着那个永远开不了车也永远不会在一棵大树下亲吻一个女孩的世界。

我妈坐在他身边，回答他的问题：“约翰在哪儿呢？恩斯特又去了哪里？”

“约翰在摩洛哥做研究，恩斯特在学经济学。”我妈骄傲地说，接着又说，“有一天你也会去上大学的。”

当约翰留着大胡子、开着一辆载满沙子的汽车从摩洛哥回来的时候，我妈的骄傲一下子消失了。只见他旁边坐着一个女孩，美若天仙，又黑又长的头发，高高的颧骨，翡翠般的眼睛，宛如一个来自撒哈拉的公主。他们俩在一个叫赛和的小村子里结了婚，一个只有小屋和沙子的地方，荒无人烟。

“一切都白费了，”我妈遗憾地说，“一切都白费了。”

我妈没有跟来自沙漠的公主打招呼，而是直接走进了厨房，紧接着约翰的脑袋上就出现了一个大包，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脑袋上的大包，接下去的一段日子里，我们家是不会有卷饼吃了。

对我妈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件比离婚还糟糕的事，那就是跟一个穆斯林结婚。“你哪儿来的胆子，”我妈冲约翰吼了起来，“穆斯林把我们从家乡赶了出来，抢走了我们的财产。女孩子们全都要把头发剪掉，穿上男孩子的衣服，要不然就会被强奸。我们没有吃的，也没有住的地方。”

当年的最后一张嘴说话了，那张喝羊奶长大的嘴，扑哧扑哧。

约翰一手牵着他的公主，一手按着头上的包，说：“妈妈。”

我妈摇了摇头。

“妈妈。”我哥又叫了一声。

“我不再是你妈了。”

约翰和他的妻子走了，开着一辆轰轰作响的车离开了我爸妈的住处。

这下我妈又成了“孤家寡人”，只有阿什瓦德陪在她身边。

一个星期后，我的脑袋上也多了一个包，看来即使擀面杖坏了，也照样能打人。我回家是因为宿舍里没有吃的了，还因为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我爸妈说。

“我不想上学了，”我坐在餐桌前说，“我要当作家，明年我的第一本书就要出版了。”

我妈气得敲起了桌子，盘子从桌上弹了起来，这次我们吃的是番茄酱通心粉，可能是因为通心粉在打折吧。阿什瓦德不喜欢通心粉，连塞进嘴里都困难，滑溜溜的，不停地从叉子上掉下去。

“臭通心粉，”我妈跑向厨房的时候，阿什瓦德嘟囔起来，“好你个臭通心粉!”

我没办法躲开我妈的那一杆子，兴许是我很想要那个包。约翰脑袋上有了一个，我也得有一个，不然就无法脱离我妈的魔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