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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戏剧（第3页）

与朱元璋一样，明朝其他统治者也鼓励戏曲的发展，此举肯定是出于宣传目的。据称，明熹宗（1620—1627在位）曾亲自扮演过戏中皇帝的角色。与这种对戏曲的推崇形成了奇怪反差的是对演员的歧视。根据1369年重新颁布的某项公告，演员不准参加科举考试。1389年的某项公告则规定驻京军官和士兵不准学习唱戏，否则将被割去舌头，这项公告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努力把社会各领域、各团体进行分隔。

明朝其他的知名传奇包括《荆钗记》和《杀狗记》，但其传本出自公元16世纪末或公元17世纪初。这些本子的流传时间较晚，与公元14世纪的早期传奇及公元十六七世纪传奇体裁的盛行期之间，相隔甚远，其原因在于文人对这种新形式的接受是有所迟疑的。在许多杂剧被改写（主要在1550年至1700年间）后，写作传奇才成为知名文人偏好的活动。同时，那些戏曲演出团体仍旧有属于自己的不那么知名的戏曲作者。这些作品中有许多本子可作为案头欣赏，因此颇受欢迎，进而产生了给那些购买力强的读者印行的插图本。

元杂剧的形式规范逐渐放松，同时，其他或长或短的舞台或曲艺形式也汲取了杂剧的成分。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有些叫法和名称还是被保留了下来，这有时会造成混乱。在论及元杂剧的时候，上文已经提及院本。院本是作为在勾栏瓦肆中进行演出的底本。

明代只有两位作者有这样独立的院本传世。其中最有创造性的就是李开先（1502—1568）。据称，他曾撰写过6种院本，但只有2种传世，即《园林午梦》和《打哑禅》，后者是对佛教僧侣的单纯讽刺。《园林午梦》写的是有位渔翁思考《西厢记》主角崔莺莺和朱有燉（1379—1439）《曲江池》里的角色妓女李亚仙孰高孰低的故事。中午时，这位渔翁在园林里睡着了，梦见这两位对手以歌唱的形式进行争论，这种争论后由各自的女仆继续进行。最后，双方竟然动起手来，渔翁这时也从梦中醒来。陈铎（字大声，陈大声的名字更为知名）尤以散曲著称，他的院本《太平乐事》被保存下来，该作品更应被看作一出连缀起来的闹剧。

何为院本，就其形式特征而言，实际并不清楚。而这样短小的，有时只有一折的杂剧之所以会作为院本而出现，比如王九思（1468—1551）的《中山狼院本》[209]，估计是这些作品吸取了某些演唱成分，融入短小的一折杂剧中，且取消了杂剧要有四折的规定。这种发生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形式的消解，也体现在比如徐渭《四声猿》当中的杂剧《渔阳弄》里，该剧写的是祢衡对篡权者曹操的鬼魂的击鼓痛骂。[210]

如前所述，元杂剧并没有随明朝的建立而消亡，在15世纪初甚至经历了某种繁荣，这主要与朱有炖有关。他是公元15世纪最著名的杂剧作者，撰有31种杂剧。当然，作为皇家的成员，朱有炖有着最好的条件，在世时就可以刊行自己的所有作品。[211]杂剧在公元15世纪末时几乎完全消失。由于传奇和杂剧之间的相互借鉴、模仿，两者的区别也逐渐变得模糊，以至于难以区分。作为区别两者的特征，最后只剩下杂剧相对较短的这一点。

在题材方面，明代的戏曲基本采用已有剧目中的素材。比如，元代剧作家马致远对公元816年白居易写的《琵琶行》进行了加工，糅以白居易与女子间的爱情关系，此后，顾大典就同样的题材写成了名为《青衫记》的30出传奇戏。在白居易《琵琶行》这首叙事诗中，叙述者在岸边送别朋友时，看见近岸的舟中有人在弹琵琶，“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原来是位“年长色衰”如今“委身为贾人妇”的昔日长安歌妓。诗人应对京都的回忆以及所弹奏的音乐而感动，于是“使快弹数曲”，以至眼泪沾湿了自己的青衫。马致远在他的杂剧里，让这位女子有了名字，还添加了其他形象，主要是加进了发生在京都的离别故事，为的是让这次相遇变为重逢。

明代戏曲的其他典范还有相传为王世贞所作的（但估计是梁辰鱼所撰的）《鸣凤记》，以及汤显祖（1550—1616）的《牡丹亭》。《牡丹亭》又称《还魂记》，包含55出。汤显祖是“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1568—1610）的朋友。[213]这本戏于公元1598年写成，被认为是南戏风格的最成熟的表现。这部描写浪漫爱情的作品写的是12世纪的故事，以太守女儿杜丽娘游牡丹园后做的爱情梦为开始。杜丽娘因游园感伤而害了病，临死前，看见自己镜中的形象不由惊愕，于是画下了自己从前的面容。三年后，赴京应试的书生爱上了她的自画像，此后两者在梦中幽会。最终，这位年轻女子得以回生。经过各种曲折和困难，这本戏以团圆收尾。结构上虽有不自然的地方，但这本戏仍旧是杰出的作品，不只因为它引经据典、轻柔婉折的曲子，也因为女主角在阴间停留、胡判官对她的评判以及她还魂的故事情节。

如果说在元代的英雄剧本里，主角还显得很温和，比如在那些描写水浒传故事的杂剧里头（包括胆大果敢，但同情弱者和受压迫者的李逵形象）。到了明代，净的角色变得更加阴险或残忍了。梅鼎祚（1549—1615）采用唐传奇《昆仑奴》的题材，于公元1586年写成的杂剧，较此前各版本的加工也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梅鼎祚的剧里，家中歌伎被劫走的勋臣变成了平定安禄山叛乱的将军，这样一来，读者对这对相爱的人的好感明显降低。超自然的成分则被加强，特别是昆仑奴磨勒的形象，他学道修仙后，约崔生与歌伎相会，要他们离开尘世。因此，这个角色不再是一个英雄的形象。

明代以历史为题材的杂剧，具有代表性的是孔子后人孔尚任（1648—1718）写的40出《桃花扇》。这种传奇戏的艺术也对叙述文学产生了影响。对白的机智和戏剧的讽刺体现在后来几个世纪的著名长篇小说当中，这些小说有许多章回读起来就如同看舞台演出一般。明代白话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与明代戏曲十分接近，而与《水浒传》《金瓶梅》的编次参校有关的作者、编者也工戏曲。凌濛初（1580—1644）、冯梦龙（1574—1646）这样的小说家均是如此。就抒情画面、鄙俚诙谐、战争场面和童年幻想之间的交替而言，最好的例证就是前面提到的《牡丹亭》。这样突兀的交替在演出的时候当然经常不容易被理解，这也说明为何许多戏本后来不是主要为舞台演出，而是为案头欣赏写的了。

[1]　见D。G。Johnson的TheMedievaleseOligarchy（《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博尔德，科罗拉多州，1977年。

[2]　见ThomasH。C。Lee（李弘祺）的GoverioionsinSunga（《宋代中国的政府教育与考试》）香港，1985年。

[3]　见KiyohikoMunakata（宗像清彦）的ceptsofLeiandKan-leiinEarlyeseArtTheory（《中国早期艺术理论中的类与感类的概念》），载S。Bush，Chr。Murck主编的TheoriesoftheArtsina（《中国的艺术理论》）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983年，第105—131页。

[4]　见H。Franke（福赫伯）的esiszyklop?dien（《中国的类书》），载G。Debon（德博）主编的OstasiatischeLiteraturen（《东亚文学》），威斯巴登，1984年，第91—98页；概况亦可参见M。Loewe（鲁惟一）的Theiofcyclopaedias（《中国的类书的起源和发展》），伦敦，1987年。

[5]　用西方语言对这些及以后的类书让所作的最好概述，是Ssu-yüTeng（邓嗣禹）、K。Biggerstaff（毕乃德）的AnAnnotatedBibliographyofSeleesesReferenceWorks（《中国参考书选目解题》），剑桥，马萨诸塞州，第三版，1971年。

[6]　有关《通典》，另见D。M（麦大维）的StateandST'anga（《唐代的国家与学者》，剑桥，1988年，第201页及以下）中的论述。

[8]　参见J。W。Haeger（海格尔）的TheSigni?fusii'aip'ingyü-lan（《乱世的意义：〈太平御览〉的起源》），载JAOS（《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88期（1968年），第401—410页。

[9]　目录见E。H。Schafer的TheTableoftsoftheT'aip'ingkuangchi（《〈太平广记〉的目录》），载CLEAR（《中国文学》）2。2（1980年），第258—263页。

[10]　有关宋代其他的类书，参见Y。Hervouet（吴德明）主编的ASungBibliography（《宋代书录》），香港，1978年。

[11]　见L。C。Goodrich（傅路德）的MoreontheYung-lota-tien（《再谈〈永乐大典〉》），载JournaloftheHongKong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ofGreatBritainandIreland（《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第10期（1970年），第17—23页。

[12]　目录见L。Giles（翟兰思）的AidextothecyclopediaTingKuT'uShuChig（《〈古今图书集成〉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索引》），伦敦，1911年。

[13]　见P。U。Unschuld（文树德）的Pen-ts'ao。2000JahretraditionellepharmazeutischeLiteraturas（《本草：两千年中国传统药学文献》），慕尼黑，1973年；J。Needham（李约瑟）的SdCivilisationina（《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1954年及以后）对生物、地质、矿物及技术诸知识领域的文献做了系统的整理。

[14]　见J。W。Chaffee（贾志扬）的TheThatesinSunga。ASocialHistoryofExaminations（《中国宋代从学的荆棘之门：科举之社会历史研究》），剑桥，1985年；E。S。Rawski（罗友枝）的EdudPopularLiteraga（《清代中国的教育与流行文学》），安娜堡，密歇根州，1979年；有关公元11和12世纪的教育的概述，参见ThomasH。C。Lee（李弘祺）的SungSdEdusbeforeChuHsi（《朱熹前的宋代教育机构与教育》），载Wm。Th。deBary（狄百瑞）、J。W。Chaffee主编的Neo-Edu。TheFormativeStage（《新儒学教育的形成期》），伯克利，加利福尼亚洲，1989年，第105—136页。

[15]　见ThomasH。C。Lee（李弘祺）的Chuhsi，AcademiesaionofPrivateg-hsüeh（《朱熹：书院与讲学的传统》），载eseStudies（《中国研究》）2。1（1984年），第301—329页。

[16]　见Ch。Hartman（蔡涵墨）的HanYüa'angSearity（《韩愈与唐代对统一的追求》），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986年，第162页及以下。

[18]　见L。S。Kawamura主编的选集TheBodhisattvaDoBuddhism（《佛教中的菩萨说》），滑铁卢，安大略省，1981年。

[19]　见ThomasH。C。Lee（李弘祺）的TheDiscoveryofChildhood。aioninSunga（《童年的发现：宋代中国的儿童与教育》），载S。Paul主编的Kulur。BegriffundWortindJapan（《文化的概念与表达在中国与日本》），柏林，1984年，第159—189页；G。Linck（顾铎琳）的DerJadestein，dernochgeswerdenmu?-ZurSozialgeschichtedesKindesinderesisKaiserzeit（《尚须琢磨的璞玉：中国封建时期的儿童社会史研究》），载J。Martin、A。Nitschke主编的ZurSozialgeschichtederKi（《童年的社会史研究》），弗赖堡，1986年，第75—111页。

[20]《金石萃编》（上海，1893年），卷一百三十四，第6页下。

[21]　陈淳的《北溪文集》，《四库全书》卷十六，第4—8页。

[22]　见JamesT。C。Liu（刘子健）的TheClassiesePrimer。ItsThree-CharacterStyleandAuthorship（《古代中国蒙学课本：其三字体及作者身份研究》），载JAOS（《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105期（1985年），第191—196页。

[23]　有关科举考试，见R。desRotours（戴何都）的TraitédesExamens（《论考试》），巴黎，1932年；W。W。Lo的AnIntrodutotheCivilServiga。WithEmphasisonItsPersonnelAdministration（《宋代中国的文官管理》），火奴鲁鲁，夏威夷州，1987年；ThomasH。C。Lee（李弘祺）的TheDiscoveryofChildhood。aioninSunga（《童年的发现：宋代中国的儿童与教育》），载S。Paul主编的Kulur。BegriffundWortindJapan（《文化的概念与表达在中国与日本》），柏林，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