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难道我不是个犹太人吗?难道你和爸爸都不是犹太人吗?我们都是犹太人,每一个都是,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就算假装不是犹太人又有什么用呢?”
这时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弗雷迪突然大哭起来。他那时的表现恐怕一点儿也不符合自己身份——他是阿道弗斯·布兰德爵士,是一位准男爵,是一名国会议员。他一直渴望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英国传统绅士,可这时的他只是情绪激动的阿道弗斯·布莱克格尔,他爱自己的儿子,正在哭泣的他已经顾不上任何颜面了,因为他寄予在儿子身上的所有厚望都落空了,一生的理想也就此破灭了。弗雷迪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扯着胡子捶胸顿足。然后他们都哭了起来,布兰德老夫人哭了,缪丽尔哭了,菲尔迪抽噎着擦去脸上的泪水,就连乔治也在哭。这样的场面实在叫人难过,但按我们粗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脾气来说,这恐怕也有些荒唐可笑了。他们就自顾自地哭着,谁也没有安慰谁,最后众人就这样散了。
但局面并没有因此改变,乔治依然固执己见,父亲不肯再跟儿子说话。家里又发生了几次不愉快的争吵。缪丽尔想引起乔治的同情心,但他对她的哀求充耳不闻,他似乎压根儿不在意母亲会不会因此而心碎,也不在意父亲是不是为此感到痛苦。菲尔迪想以一位运动家的身份和自己多年的生活阅历来打动他,可乔治却表现得很无礼,甚至都算得上是人身攻击。布兰德老夫人用低沉粗哑的德国口音和他讲道理,但他根本不听劝告。不过这位老夫人最后还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她表示要是乔治在钢琴上没有天赋,那把这些已经捧到他面前的美好事物再丢弃掉就说不过去了。这番话得到了乔治的认同,不过他自然是觉得自己有钢琴天赋,但是不能光听他说。何况当一个二流钢琴家也没什么意思,他必须是一名钢琴天才,这样才站得住脚,这也是唯一能说服大家的理由。如果他真的是钢琴天才,家里人就没有权利阻挠他了。
“你不能期望我现在就能把天赋展现出来,”乔治说,“得让我先练几年。”
“你确定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愿望,我会拼命练习的。我只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机会。”
这就是老太太的提议。他父亲执意什么都不给他,但家里人显然不会让这孩子去挨饿。乔治之前提过每周给他五英镑,行,这笔钱就由她来出。乔治可以回德国再学两年钢琴,但两年之后他必须回来,他们会找一个专业且公正的人来评判他的琴技,如果那个人表示乔治有实力成为一流的钢琴家,那么家里人从此不会再阻拦他,还会为他创造有利条件,帮助他,鼓励他。但话说回来,如果那个人觉得乔治的天赋不足以让他获得最终的成功,他必须遵守承诺,彻底放弃成为职业钢琴家的念头,并努力去实现父亲的期望。乔治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
“可父亲会同意吗?”
“他会同意的。”老夫人回答道。
乔治一把抱住自己的奶奶,激动地亲了亲老夫人两侧的脸颊。
“您真好!”他喊道。
“啊,可你能保证做到吗?”
他以自己的名誉郑重向老夫人承诺,会严格遵守这项约定。两天后乔治就会回德国。虽然父亲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让乔治离开——事实上他也拦不住,不过他最终也不愿和儿子和解,乔治走的时候他没有去送别。
在我看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该让自己这么痛苦。请容许我再说句老生常谈的话:明明人们在这个可怕而冷酷的世界中居住的时间是那么短暂,却还在想方设法给自己找不痛快,真让人难以理解。
乔治也有一个要求,在他练习的这两年里,家里人都不能过去探望他。所以在乔治即将回国的前几个月,当缪丽尔听说我要去维也纳办点事情,会经过慕尼黑时,她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让我去看看乔治的请求,她迫不及待想知道乔治的第一手信息。缪丽尔给了我乔治的地址,然后我又提前写了信给乔治,告诉他我要在慕尼黑待一天,请他一起共进午餐。我到达酒店后才发现乔治的回信早就寄到了,信上说他一整天都要工作,没时间共进午餐,但如果我愿意六点左右到他工作室去的话,他会带我进去看一看,如果我晚上有时间的话,两人也可以一起聚一聚。六点刚过我就去了他给我的地址,他住在一个大公寓楼的二楼,刚走到门口我就听到了钢琴声。我按了门铃,琴声停了,乔治过来开了门。我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他现在变得特别胖,头发也留得很长,浓密的鬈发就那样凌乱地盘在一起,而且肯定有三四天没刮胡子了。乔治穿着一件网球衫、一条脏兮兮的阔腿裤和一双拖鞋。他看上去也不是很干净,指甲周围都是黑黢黢的。上一次见他时他还是一个穿着整洁、身材苗条的文雅青年,穿着一身漂亮的衣裳,这样的变化实在太惊人了。我忍不住想,要是菲尔迪见到他如今的样子该有多震惊呢。工作室很宽敞也很空**,墙上挂着三四幅没有装裱的立体主义油画,此外还摆着几把破旧的扶手椅和一架大钢琴。房里的书、旧报纸、艺术杂志扔得到处都是,整个房间又脏又乱,还散发着一种发霉的啤酒和香烟的味道。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我问。
“是啊,请了一个女的每周过来打扫两次,不过我都是自己做早饭和中饭。”
“你会做饭?”
“我中午就吃些面包和奶酪,晚上会去小酒馆喝一杯。”
发现他其实很乐意见到我,这让我也觉得很愉悦。他看上去精神很好,心情也不错。他关心地问了问家人的近况,随后我们又聊到了许多事情。他一周上两次课,其他的时间都是自己练习。他告诉我他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
他笑了笑。
“爸爸说我天生就是个没有耐性的人,我其实不是懒,只是觉得没必要在不感兴趣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我问他钢琴练得怎么样了,他似乎对自己的进步很满意,我就请他为我弹一曲。
“这会儿可不行,我已经弹了一天了,累得不行。我们先出去吃个饭,等会儿回来再给你弹一曲。我一般都是去同一家餐馆,那儿有几个我认识的学生,相处起来挺有意思的。”
随即我们就出门了,他穿上了鞋袜和一件很旧的高尔夫外套。我们一起走在宽阔而寂静的街道上。那是一个凉爽的夜晚,他的脚步也非常轻快,环顾四周后他高兴地叹了口气。
“我爱慕尼黑,”他说,“世界上只有这座城市连空气都散发着艺术气息。说到底,艺术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不是吗?一想到要回家我就觉得反感。”
“恐怕你还是照样要回去。”
“我知道,我会回去的,但现在还没到回去的日子,到时候再说也不迟。”
“恕我直言,回去前不妨先去剪下头发,你现在的艺术气息太强了,反而没有说服力。”
“你们英国人就是太俗气了。”他说。
他带着我进了巷子里的一家餐馆,餐馆挺大,虽然时间还早,但已经坐满了客人,里面的布置有着浓重的德国中世纪时期的风格。继续往里走,有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是乔治和他朋友预订的。我们到的时候,那儿已经坐了三五个年轻人了。其中一个是学习东方语言的波兰人,一个是哲学专业的学生,一个是位画家(我猜乔治那几幅立体派画作的作者就是他),还有一个是瑞典人,另外还有位年轻人名叫汉斯·莱廷,他自我介绍时两脚脚跟咔嗒一声合并在一起,像立正敬礼一样,称自己是诗人汉斯·莱廷。这群年轻人最大也不过二十二岁,我在这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发现他们都会用“du[23]”称呼乔治,而乔治的德语也特别流利。我是很久没说过德语了,确实有些生疏,他们聊得很热闹,我的话却不多,不过倒是听得很开心。他们吃得很少,但是喝了很多啤酒。他们聊艺术、聊女人,一个个都很有革命精神,快乐而诚挚。他们看不起的都是些你曾听说过的人,唯一能让他们都认同的一点是: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里,只有庸俗之人才有希望获得成功。在讨论技术要点时,气氛格外热烈,他们互相反驳,甚至会大声叫嚷,说些下流话。他们都玩得特别开心。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我和乔治又回到了他的工作室。在慕尼黑这座城市,人们玩乐的方式都很含蓄,除了玛丽恩广场那一带,其他的街道都已经变得空旷安静下来。进屋后乔治脱下了外套,说:
我坐在其中一个破旧的扶手椅上,屁股下硌着一个断了的弹簧,不过我还是尽量让自己坐得舒服些。乔治弹奏的是肖邦的曲子,我对音乐知之甚少,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故事写起来很困难。去“女王大厅[24]”参加音乐会时,每次到了幕间休息读节目单时,我就像是在听天书一样。我对和声和复调一窍不通。有一次我到慕尼黑参加“瓦格纳节”,当时有一场精彩的歌剧表演——《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25],里面的音符我一个都没听进去,我永远也忘不了我有多羞愧。开头的几个音乐小节就让我想起了自己正在写的故事,笔下的那几个人物顿时像是活了过来,我能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快乐和痛苦;时光荏苒,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春天给我带来了喜悦,冬日里我又冷又饿,故事里的我爱过也恨过,最后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中间有好几次幕间休息,我应该是去了花园转了转,可能还吃了面包夹熏猪肉[26],喝了啤酒,不过这些我都没印象了。我只记得在最后一幕的帷幕落下来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惊醒了。刚刚那段时光确实很美好,可跑了这么远,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用心观赏节目,我不禁觉得自己太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