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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他妹妹一本正经地应了一声，意思是说，这样的话我那么说也就情有可原了吧。

“当作家的，谁没有点才气？”布洛克老爹轻蔑地说。

“听说，”儿子举起叉子，眯缝眼睛做出恶狠狠的嘲讽表情，“他还想入选法兰西学院呢。”

“得了吧!他不够格，”老布洛克先生说，他对法兰西学院似乎不像儿子、女儿那样轻视，“他还嫩着点儿。”

“再说，法兰西学院是个沙龙，贝戈特在里面是吃不开的。”布洛克夫人要继承他遗产的这位舅舅又说。这个说话轻声慢气的好好先生，光凭他贝尔纳[229]的姓，也许就足以激发我外公的诊断天赋了，尽管它跟一张据说是从大流士王宫遗址发掘出来，经迪厄拉弗瓦夫人[230]复原的脸好像不大相称，何况还有尼西姆这个名字，某个收藏家一心要赋予这张来自苏萨[231]的脸浓重的东方色彩，叫人制作了一尊雕像，让一头霍尔萨巴德[232]的兽身人面公牛冲着这脸张开双翼。但是布洛克先生全然不把这个舅舅放在眼里，动不动就要骂他，或许是因为这个受气包那副窝囊的样子让他来火，或许是因为尼西姆·贝尔纳先生已经付清了别墅的款项，受益者大可表现一下自己的独立性，尤其是要让人看到，他可不想靠阿谀奉承来向这个阔佬讨遗产。

“怎么，您是德·马桑特先生的公子？我跟他很熟。”尼西姆·贝尔纳对圣卢说。我心想，他说的“很熟”，想必又是布洛克老爹说他认识贝戈特的意思，那就是说，见过。可他接着说：

“令尊是我的好朋友。”

小布洛克的脸涨得通红，他父亲看上去很不高兴，几位布洛克小姐则笑得透不过气来。这是因为，尽管老布洛克先生及其子女也爱吹牛，但他们毕竟是有所节制的，而尼西姆·贝尔纳先生撒谎成性，吹牛已经成了习惯。比如说，旅途住在酒店里，尼西姆·贝尔纳先生会在吃饭的当口，吩咐贴身男仆把报纸全都拿到餐厅来，因为这样一来，整个餐厅的人就都看见了他出门旅行还带着一个贴身男仆。这种做派，布洛克先生兴许倒也做得出来；不过，做舅舅的在酒店里跟人打交道，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参议员，这可是布洛克先生做不出来的了。尽管他也明白，早晚有一天人家会知道这个头衔是假冒的，但他就是无法抵挡这种**，吹牛在他已是一种需要。做舅舅的撒的谎，让布洛克先生深受其苦，平添了不少烦恼。

“您别在意，他就是好吹牛。”他低声对圣卢说。这么一说，圣卢倒对他更有兴趣了，因为他对说谎者的心理挺想一探究竟。

“雅典娜说伊塔克的奥德修斯是最会说谎的人，可他比奥德修斯还要会说谎。”我的同学布洛克补充说。

“哦!真想不到!”尼西姆·贝尔纳先生大声说，“我怎么想得到会跟我朋友的儿子共进晚餐呢!我在巴黎的家里，有一张令尊的照片，还有好些他写给我的信。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称呼我‘叔叔’。他是个风度迷人、神采奕奕的人。我还记得我在尼斯家里的一次晚宴，那天来了萨尔杜、拉比施、奥吉埃……”

“莫里哀、拉辛、高乃依。”布洛克先生嘲讽地接着说。他儿子又接着往下加：“普洛图斯、米南遮、迦梨陀娑。”

尼西姆·贝尔纳先生自尊心受到伤害，刚说了个头的故事戛然而止。就此，他以禁欲主义者的韧劲自行剥夺一份巨大的快乐，将沉默坚持到了餐毕。

“佩戴着青铜盔饰的圣卢，”布洛克说，“请再吃点儿鸭子吧。这鸭腿挺肥的，闻名遐迩的家禽祭司又在上面浇了好些红葡萄祭酒。”

通常，儿子有尊贵的同学来，布洛克先生绘声绘色地说上几个关于鲁福斯·伊斯拉埃尔爵士或别人的段子，就算很给儿子面子，接下去就要抽身退场，免得在中学生眼里自贬身价了。但倘若有特别重要的理由，比如说儿子通过了会考，布洛克先生就会在平时常说的趣闻逸事之外，再说上这么一个专为自己朋友保留的揶揄意味挺浓的段子，这会儿小布洛克满怀自豪地听到老爸给他的朋友说的，正是这样的段子：“政府当局真是错尽错绝，居然不来听听柯克兰[234]先生的意见!人家柯克兰先生放话出来了，他很不高兴呢。”（布洛克先生自诩是保守派，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戏子。）

布洛克先生让我们把嘴唇在浅口高脚酒杯——他儿子把这酒杯形容成“坡度陡峭的爵樽”——上碰了一下以后，就让我们欣赏一幅他爱不释手、随身带到巴尔贝克来的油画。他对我们说这是鲁本斯的画。圣卢天真地问他，画上有没有画家的署名。布洛克先生红着脸回答说，由于画框太小，他让人把署名的部位给裁掉了，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反正他不会把画卖掉的。然后他就匆匆打发我们上剧院去，他要集中精神阅读政府公报。家里堆着的不同期号的公报，他都是非看不可的，据他说，这是出于他在议会方面所处地位的原因，至于这究竟是怎样的地位，他没给我们详加解说。

“我戴上一条围巾，”布洛克对我们说，“西菲洛斯和波瑞阿斯[235]始终在争夺渔产丰富的大海，我们看完演出稍做逗留，就得在有着玫瑰色手指的厄俄斯[236]的第一缕晨曦中回家了。顺便问一下，”我们走出剧院后，他问圣卢（我听了不禁浑身打起战来，因为我很快就明白了，布洛克以这种讥讽口气说的正是德·夏尔吕先生），“前天早上我瞧见您在海滩上和一个穿深色上装的怪人一起散步，那是谁啊？”

“我舅舅。”圣卢不快地回答说。

可惜，看来布洛克并没有避免说蠢话、做蠢事的自知之明。他笑得弯下了腰：“我本该猜到的，真得向您表示祝贺才是，他挺有派头，长着一张有身份人家的蠢面孔!”

“您完全弄错了，他非常聪明。”圣卢怒气冲冲地反驳说。

“我很遗憾，这样的话，他的形象就不够完整了。不过我还是很想认识他，我确信，那样我就能把这位老兄刻画得惟妙惟肖。这位老兄，瞧他走过就能叫人笑痛肚子。我不会多写他滑稽可笑的一面，说到底，一个酷爱词句和脸蛋形象美感的艺术家，是不屑于写那些东西的，尽管这张脸蛋，恕我直说，让我笑得好一阵子直不起腰来。我要强调您舅舅贵族的一面，总的来说，那一面还是有一种惊人效果的，笑归笑，他那种风度还是给人印象很深的。不过，”他这会儿是对我说了，“有件事——完全是另一档子事，我一直想问你，可每回碰到你，总有某位神祇——奥林匹斯山幸福的居住者，让我全然忘记问你这件对我说不定会已经很有用，而将来肯定会更有用的事情了。那天我在动物园碰到你时，你和一位美人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位我有些面熟的先生和一个头发长长的姑娘，你告诉我，她是谁？”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对我说，“我祝贺你，看来你跟她玩得挺开心。就在那前几天，我在环城列车上遇到她。蒙她垂青你的仆人，亲自为他宽衣解带，让我享受了一段无比美妙的时光。我们正在安排怎样再见面，碰巧她有个熟人很不识相，在倒数第二站上了车。”

布洛克见我一声不吭，好像不大高兴。

“我是想问问你她的住址，”他对我说，“以后好每星期去个几次，尽情享受这连神祇也难得享有的厄洛斯[237]之欢乐。不过，既然你看样子非要为一个干这营生的女人保守秘密不可，那我也可以不问。可你得知道，她曾经在巴黎到班迪茹尔的火车上，一连三次委身于我，爱得我死去活来。总有一天晚上，我会找到她的。”

这次晚餐过后，我又去看过布洛克。他来回访我，可我不在家，他问讯时，弗朗索瓦兹瞥见了他，虽说他在贡布雷也来过我们家，但碰巧弗朗索瓦兹没见过他。所以她只知道有位我认识的先生来看我，但不知道他有何贵干，他衣着很普通，弗朗索瓦兹没留下多大印象。弗朗索瓦兹的某些社会观念，我一直搞不大懂，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建立在混淆一些词语或名字的基础之上，这些词语或名字，她一旦搞错了一回，以后就一直那么错下去了。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遇到这种情形从不多费心思去一探究竟，可这一次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要弄明白（其实还是白费力气），对弗朗索瓦兹来说，布洛克这个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弗朗索瓦兹刚听我说她看见的那个年轻人就是布洛克先生，就愣怔、失望地倒退几步，惊恐万分地喊道：“怎么，他就是布洛克先生!”似乎在她看来，一个名声这么大的人物，理应有一副令人肃然起敬、一眼就认得出的仪表。她就像一个人发现某个历史名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时那样，用一种无比激动的、让人感到怀疑论的种子终将在她身上萌芽的口气翻来覆去地说：“怎么，这就是布洛克先生!哦!真想不到他是这个模样。”她看上去对我满怀怨恨，好像我什么时候在她面前过分吹捧过布洛克似的。不过，她还是很大度地又说了一句：“好吧，要是他就是布洛克，先生您就可以说自己跟他一样棒啰。”

对她起先喜欢得不得了的圣卢，她很快有了另一种性质、持续时间也较短的失望：原来他是共和主义者。虽然弗朗索瓦兹，举例来说，提到葡萄牙王后时，用的是一种很不敬的口吻（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就是无上尊敬的口吻）：“阿梅莉，菲利普的妹妹。”她可是个保王党。一个侯爵，一个让她着了迷的侯爵，居然是个共和党人，她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她憋了一肚子气，就像我送她一个盒子，她起先以为是金的，对我千谢万谢，后来听首饰店老板说了，才知道那是包金的。她当即收回了对圣卢的那份敬意，但没过多久就又还给了他，因为她琢磨，人家可是德·圣卢侯爵，不可能是共和党，他只是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装装样子而已，就凭如今这政府的德行，他这么做准能捞到不少好处。打从这一天起，她对圣卢的冷淡以及对我的气恼，全都烟消云散了。提到圣卢，她就说：“他在作秀呢。”那咧着嘴的和善笑容，让人一看就明白，她已经原谅他，又跟第一天一样看重他了。

弗朗索瓦兹说圣卢那模样，看上去不像是个瞧不起老百姓的主儿，可这不是真的，这只要看看他生气时对车夫的态度就可以了。可她也还是没有说对。有时候罗贝尔确实也会粗声呵责车夫。不过，按他的说法，这表明的并非他头脑里的阶级差异意识，而恰恰是阶级平等的意识。“请听我说，”他见我责备他对车夫态度有点生硬，便回答说，“干吗我要对他装斯文呢？他不是跟我一样的人吗？他不是就像我的叔伯舅舅、堂兄表弟一样，跟我很接近吗？听您的意思，您是觉着我该把他当作一个不如我的人，对他客客气气才对!您说这话，活像一个贵族。”最后一句话，他是用不屑的口气说的。

诚然，如果说他对哪个阶级抱有成见或偏见的话，那就是贵族。你很难叫他相信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有出众之处，正如你很容易叫他相信一个平民百姓确实不同凡响。有一次我提起德·卢森堡公主，说我曾见到她和他姨婆在一起，他说：

“一个蠢女人，跟别人没什么两样。说起来她还算是我表姐呢。”

他对自己常有来往的人抱着一种偏见，所以很少涉足社交界，而他这种轻视乃至敌视的态度，更让他的近亲们为他和一个女戏子的暧昧关系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认为，这种暧昧关系使他一蹶不振，尤其是在他身上滋长了一种贬低一切的思想倾向，这种坏思想已经将他引入歧途，发展下去会完全毁了他。圣日耳曼区的好些轻薄子弟，说起罗贝尔的情妇来也一点不留情面。

“娼妓干她们的营生，”他们说，“倒也情有可原；可是对这一位，没门儿!咱们不能原谅她!她把咱们的一个哥们儿害惨了。”

当然，情妇不光是他一个人有。不过在别人眼里，情妇只是上流社会男子玩儿的对象，玩儿过以后，他们照样按上流社会的眼光去看政治，去看一切问题。圣卢的家人觉得他变酸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于上流社会众多原本脑子还没开窍，对待友情态度粗糙，既不解风情又没有品位的年轻人而言，他们的情妇，往往就是他们真正的老师。这种类型的男女关系，就是他们唯一的启蒙学校，他们在其中接受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洗礼，学会欣赏没有利害关系的交情。即使在地位低微的民众（在粗俗这一点上，他们与上层社会的男女往往很相像）中间，女人也总是更敏感、更细腻、更有空闲，她们对某些风韵雅事满怀好奇，对某些情感和艺术上的美充满敬意，尽管不懂，但她们把这些事物放在了似乎最令男人神往的金钱、地位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