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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皮小说网>追寻逝去的时光(全三册) > 006(第2页)

006(第2页)

现在,她们那一张张迷人的脸变得清晰可辨了。从老银行家头上跳过去的姑娘身旁的这些少女,我在头脑中把她们挨个儿排了下队(名字我还不知道,没法儿排上去):一个姑娘个子矮小,长着绿眼睛,红扑扑的娃娃脸映衬在远处的海面上;一个姑娘皮肤黧黑,鼻梁挺直,显得与其他姑娘很不一样;另一个,肤色白得像鸡蛋,小巧的鼻子像鸡雏的嘴那般拱成弧形,整个脸庞让人想起某些少男;还有一个,身材高大,裹着短披肩(这使她看上去有股子穷酸相,跟她优雅的举止很不相称,我对此做出的假设是,这个姑娘的父母想必不同凡俗,根本没将巴尔贝克这些洗海水浴的家伙放在眼里,自己的孩子该怎么打扮才高雅,他们自有一番见解,至于女儿如此着装走在大堤上,那帮小市民会不会笑她寒酸,他们是全然不在乎的);有一个少女眼眸明亮而含笑,胖乎乎的腮帮子没有什么光泽,头戴一顶黑色马球帽,帽檐压得很低,她推着辆自行车,髋部一摇一摆的,样子很笨拙,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粗口,声音还挺响,我从她身边走过时(正好听到她在说一句很不雅的话:“不就是吊膀子呗。”),否决了方才对她女伴的短披肩所做的假设,心想这几个少女无非就是经常出入自行车赛车场的角色而已,没准还是赛车手的小情妇呢。反正,我的种种假设中,没有一个是假定她们纯洁无瑕的。从看到她们的第一眼——从她们相视而笑的样子,从脸颊没有光泽的那个少女不依不饶的目光中——我就明白她们不会是纯洁无瑕的。何况,外婆一向把我照看得无微不至,甚至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所以我没法儿不相信,所有不该做的事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几个少女既然不尊重老人,那么碰到比跳过一个八十岁老人头上更有趣、更有**力的事情,她们是不会因为有所顾忌而突然歇手不干的。

她们现在分别有了自己的特征,然而彼此间交流的眼神还是一模一样的,目光中闪烁着自豪和友谊的光芒,时而流露对朋友的关切之情,时而显示对路人的傲慢和冷漠。从中还可以看出,她们为相互间同气相求、同进同出,俨然拉帮结派而感到骄傲。正是这样的眼神,在她们的缓步行进中,把这些彼此独立、相互分开的个体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一种无形而协调的联系,她们就像行走在同一个温热的阴影、同一种氛围中,她们之间的相像,恰好跟她们与周围人群的不同形成了对比。

我从腮帮子胖乎乎、推着自行车的棕发少女身旁经过时,有一瞬间,我的目光和她那含着笑意的斜睨的目光交汇了;这目光来自将这个小小部落的生活封闭其间的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无法接近的未知世界,我是谁的这个问题,是肯定无法到达那儿,也无法在那儿容身的。这个把马球帽低低地压在额头上的少女,正全神贯注地听着同伴说话,她的黑眼睛里射出的目光与我相遇的那会儿,她究竟有没有看见我?如果她看见了我,我在她眼里是怎样的呢?她认出了我是来自哪个世界的吗?这些问题我都难以回答,就好比当我们从望远镜里看见邻近的星球上有某些异象出现时,我们很难就此下结论说,有人居住在那个星球上,他们看得见我们,更无法知道他们看见我们后,会有怎样的想法。

倘若我们把这样一个少女的眼睛,想象成两片发亮的云母片,我们就不会急切地想了解她的身世,要把她的生活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我们感觉得到,在这两个反光小圆片里炯炯发亮的东西,并不仅是其中的物质成分;那是这位少女关于她所熟悉的人和地方——赛车场的绿草地和铺着细沙的跑道哟,她会蹬着车穿越田野和树林,就像那个比波斯天堂的精灵对我更有**力的小佩丽[240],把我带到那儿去吗——的思考(种种我们无从知晓的思考)的黑色投影,也是她即将返回的家园,以及她自己做出或人家为她做出的计划的投影;那就是她,就是她的想望,她的喜好,她的厌恶,她萦绕脑际、不曾吐露的意愿。我知道,要是我不能占有她目光中所包含的这些东西,我就不能占有这个推自行车的姑娘。因而,我胸中涌起了想要了解她全部生活的愿望;这种愿望折磨着我,因为我感觉到它是无法实现,却又令人心醉的,因为我迄今为止的生活,突然不再是我的全部生活,而只是伸展在我面前,由这些少女的生活所组成的空间的一小部分,我迫不及待地想拥有这个空间,这个愿望给了我自我延伸、自我扩展的可能性,这就是幸福。可能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生活习惯——正如没有任何共同的观念,——我会难以和她们结交,难以讨得她们的欢心。但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由于我意识到这些少女的个性、举止中,没有我所熟悉、所拥有的任何东西,我心中的餍足才变成了干渴,我的心渴望着——犹如干枯的大地渴望雨水——另一种生活,而正因为它至今为止从未尝过一滴这样的甘露,所以一旦可能,它就会整个儿浸润其间,贪婪地饮个痛快。

我这么凝神望着眼睛明亮的推自行车姑娘,她好像觉察到了,朝个子最高的姑娘说了一句话,我没听见她说什么,只见那个姑娘笑了起来。说实话,这个棕发姑娘并非我的最爱,原因就在于她的头发是棕色的,而(自从那天在当松镇的斜坡上看见吉尔贝特以后)一位金栗色头发的少女,才是我心目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心爱之人。但是,即便是吉尔贝特,我爱她难道不正是因为在我看来她有着一圈光环,是贝戈特的朋友,能和他一起参观大教堂吗?照这样说来,我看见这个棕发姑娘望着我,不是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嘛(我心想,这样就比较容易先认识她),她可以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姑娘:从老人头上跳过去的厉害姑娘,说“这个老头儿,让人看着就惹气”的狠心姑娘,还有别的几位姑娘,她身为她们亲密无间的伙伴,当然有权把我介绍给她们。我在心里假设,有一天我会成为其中某一个少女的男友;这些陌生的目光如同阳光射到墙上那般、有时于无意间拂过我的脸而让我难以忘怀的少女,早晚有一天会凭借一种神奇的炼金术,让意识到我存在的感觉,让对我个人的些许情谊,穿透她们那无法形容的小圆片,进入她们的思绪;终有一天我也会和她们一起出现在沿着海面往前的行列中,——这个假设,我觉得包含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就好比我身为观众站在描绘出行场面的古代檐壁或壁画跟前,却以为自己受到其中女神的青睐,也能置身队列之中一样地不可思议。

认识这些少女的幸福,当真是无法得到的吗?的确,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错过这样的幸福了。只要想想在巴尔贝克,疾驶而去的马车带走了多少陌生的女性,让我就此错过了认识她们的机会吧。这一小帮高贵有如古希腊童贞女的少女,她们之所以让我感到愉悦,正是因为我在她们身上依稀看到了路上疾驶而过的女性的影子。不相识的人在我们眼前转瞬即逝,迫使我们脱离习惯的生活轨道(在这种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女性早晚会让人看到她们的缺点),处于一种追求的状态,这时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我们想象的。其实,要是给我们的欢愉脱掉想象的外衣,还这种愉悦本来的面目,那它就一无所有了。倘若这些少女是我在某个幽会屋(前文已经说过,我对那种拉纤的女人并没有看不起的意思)里遇见,不曾有这层微妙而朦胧的薄纱蒙着的,那么她们就不会这么让我着迷了。能否得到某样东西的不确定性,会唤起我们的想象,应该为这样的想象设定一个目标,用它来取代另一个目标,用了解熟悉另一种生活的渴念取代感官快乐,从而确保我们既不识这种快乐的滋味,也无意去尝尝它到底是什么滋味,当然也就更不会沉溺其中。拿我们和鱼儿的关系来说吧,只有当我们在垂钓的那个下午,见到滑溜溜的鱼儿在透明的、漂动的、蔚蓝色的水流中游上河面,却又看不清它的形状,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对它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才会费尽心机、想方设法非要把它钓上来不可。倘若一开头看见的就是盛在餐盆里的鱼儿,我们才不会去这么折腾呢。

海滩的生活环境,模糊了社会等级观念,这几个少女也从中占了便宜。往日生活圈子里种种使我们延伸、放大的优势,在这儿都看不见,也就是一笔勾销了;反过来,以往大家认定并不占有这些优势的人,却被硬生生地撑大了。这样一来,那些我不认识的女郎,以及今天的这些少女,都轻而易举地就在我心目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我根本没法儿让她们知道,我其实也并非一无所用。

虽说这帮在海堤散步的少女,只是一次又一次撩动我心弦的无数稍纵即逝的女郎的一个缩影,这次的稍纵即逝,却回归成了一种缓慢的动作,而且慢到几近不动的地步。确切地说,在这样一种动作缓慢的状态中,脸容不再是一闪而过,它们变得安静、清晰,却依然让我觉得那么美;先前我乘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上,总想要是能停下细看的话,那些女郎脸上的痘瘢,鼻翼的疵点,还有乏神的目光,尴尬的笑脸,难看的身材,所有这些细部的缺点,一定会取代我对她们脸庞和身段的想象。可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只要瞥见一个美好的身影、一张红润的脸蛋,我就会诚心诚意地把记在心间的、有着先入为主印象的迷人的肩膀、妩媚的目光,加到这个身影、这张脸蛋上去,这种惊鸿一瞥式的邂逅常常容易出错,恰如匆匆扫一眼书页往往会只看一个音节,没看全整个词,记住的词跟书上印的不是同一个词。

不过,这一次不是这么回事。我仔细看过了她们的脸;虽然我没有分别从两侧,也没怎么从正面来看她们,但我是从两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的,因而能对光凭第一眼看到的轮廓、肤色做出的各种假设做出修正、核对和证实;透过她们不同的表情,我看到了她们身上某种保持不变的具体的东西。所以,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对自己说,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巴尔贝克,那些让我的目光停留在她们身上的过往的女郎,即使我对她们做出最好的设想,甚至假定我停下来和她们攀谈了,她们也不会像这几个少女这样,尽管我还不认识她们,但她们的出现和随后的消失,使我怅然若失,让我感到跟她们做朋友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她们是我见过的女演员、乡村姑娘、教会学校寄读女生中最美丽,最陌生,最弥足珍贵,最可望而不可即的少女。她们是生活中我们未曾体验过的、可能存在的幸福的一个样本,这个样本风姿绰约,又处于如此完美的状态,让我为自己没能体验到美人儿赐予的神秘礼物感到莫大的遗憾。但这几乎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考虑,其实,当我们无法占有心仪的美人儿时,我们常常会转而——但斯万在遇见奥黛特之前,一直不肯这么做——到自己并不喜欢的女人那儿去寻欢作乐,到头来,至死也不知道那另一种欢乐究竟是怎样的。

当然,这可能并不真是一种未曾体验过的欢乐,神秘感一旦消失,它就只是一个投影,只是欲念的一个幻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也只能感喟自然规律的无情——它适用于这几个少女,也就适用于所有的少女——而不去责怪眼前的对象有所缺陷。她们是我从所有的对象中挑选出来的,她们好比鲜艳的花朵,我怀着植物学家的满足感,清楚地意识到,如此罕见的品种聚集在一起,是极为难得的。此刻,这疏朗的花篱在我眼前中断了起伏的流波,有如一丛开放在悬崖花园中的宾夕法尼亚玫瑰,从花丛中望出去,只见远处蓝色的海面上有一艘轮船在徐徐行进,从一根茎秆缓缓滑行到另一根茎秆。一只懒洋洋的蝴蝶停在花冠里面,尽管船体早已驶过,但它拿得稳自己能比轮船先到达,要等船艏驶向最前面的花瓣,跟那片花瓣之间只留下一小块蓝色的时候,才起飞呢。

我回去了,因为我得和圣卢一起去里弗贝尔餐厅吃晚饭。这几天,外婆坚持要我出发前先在**躺一个小时。这还是在巴尔贝克那会儿医生关照的,后来就成了规矩。

回酒店去,不用走下大堤绕到后面,也就是说绕到正门才能进去。这儿晚饭开得早,在贡布雷,要到星期六才提早一小时开晚饭,巴尔贝克酒店开晚饭的时间,就跟那差不多,夏季的白天特别长,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空,看上去就不过喝下午茶的光景,大酒店里就在准备晚餐的餐桌了。带滑轮的大玻璃门仍然开着,大堤和餐厅的地面是齐平的,只要跨过一道细细的门槛,就进了餐厅,随即可以去乘电梯上楼。

路过办公室的当口,我向经理投去一个微笑,而且一点不嫌憎地从他脸上收回了一个。打从我来巴尔贝克以后,我在这张脸上倾注了我的关心,以我的善解人意促使它起了变化——有如自然史的标本那样一点一点地在演变。这张脸在我眼里变得熟悉起来,虽仍不脱俗气,但已如同常见的文字那般可以读懂,不再是我第一天见到它时那种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怪字了。当时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或者说,倘若我偶尔还记起它的话,但觉得已经认不出来,很难跟眼前这个与常人无异的彬彬有礼的经理对上号,相比之下,当初那个人只是个粗线条勾勒的极其丑陋的漫画形象罢了。

刚到这儿第一晚的腼腆和忧郁,早已过去了;我按铃叫电梯。在电梯里,我犹如置身于一个沿着立管在运动的胸腔,缓缓向上升去,身边那个开电梯的人,现在也不再闷声不响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人不像一个月以前那么多了,大家都要走了,天凉喽。”事情并不像他说的这样,他这么说,是因为在一个更热的海滨地区找了份差事,一心盼着我们赶快动身离开,酒店早日关门,他在回到新的职位之前,自己可以有几天时间。回到和新的这两个说法并不矛盾,因为对这个开电梯的来说,回到就是进入这个动词的惯用形式[241]。唯一叫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居然也肯说职位,因为他显然属于意欲在言谈话语中抹除雇佣制度痕迹的现代无产者的队伍。稍过了一会儿,他又告诉我说,回到那个位子,他就可以有一套更漂亮的制服和一份更好的待遇;显然,号服和薪金的说法,在他看来都已经过时,不适合用了。不过,在主子一方,语汇比不平等的观念更加顽固地残存着;所以,他说的话,我总是不大听得明白。我只关心一件事,就是要知道外婆是否在酒店里。还没等我问出口,这个开电梯的对我说:“这位夫人刚从您房间出去。”

“不是,这位夫人我想是你们家的雇员。”

在早先的布尔乔亚语汇(它想必很快就要被废除)中,一个厨娘是不能称为雇员的,所以我心想:“他准是弄错了,我们家没有工厂,也没有雇员。”可突然间我想起来了,雇员这个词儿,就好比咖啡馆侍者留的唇髭,体现了做下人的在自尊心上的一种满足,他说的那位夫人就是弗朗索瓦兹(说不定她是去咖啡座串门,或者正在看那位比利时夫人的女仆做针线活儿呢)。不过对这个开电梯的人来说,光有自尊心的满足还是不够的,说到自己的阶级时,他通常满怀同情地用单数人称形式说“工人”或“小百姓”,跟拉辛说的“穷人”如出一辙。

不过,我第一天刚到时的那种热忱和腼腆都早已过去了,所以不大主动和开电梯的攀谈。电梯上上下下穿行在酒店各层面间的这段时间里,现在通常是他开口跟我说话,我却不去搭他的腔。电梯犹如一个玩具,中间镂空,一层一层地在我们周围铺展分叉出去的走廊,灯光在走廊尽头显得柔弱而幽暗,通道的门、楼梯的踏级都显得细细的,沉浸在一种晨曦般稀薄而神秘的琥珀色调中,这正是伦勃朗勾勒窗台或井栏最好的背景。每一层楼,都有一缕金色的光线辉映在地毯上,让人想起落日的余晖和临海的窗户。

我心想,不知这些少女是否住在巴尔贝克,不知她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当一个人的心念,像这样落在选定的一小拨人身上的时候,跟这一小拨人有关的事情,都会激起他的情感波澜,让他浮想联翩。我在大堤上听到一位夫人说:“她是小西莫内的朋友。”那副自鸣得意的神气仿佛在说:“那是拉罗什富科府小少爷的要好同学。”顿时,说话者感到她所说的那个少女引起了听话者的好奇心,听话者很想再好好瞧瞧那个能当小西莫内的朋友的幸运儿。小西莫内的朋友,显然不是谁都能当的。贵族是相对而言的:在最普通的居住区,一个家具商的儿子也会以风度优雅著称,像一个年轻的威尔士亲王那样享有名望。从那以后,我常常回想,西莫内这个名字在海滩上是怎样传到我耳畔、引起我注意的——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西莫内是什么模样,到底是指哪一个少女呀。总之,这个不怎么清晰的名字充满了新鲜感(下文会提到,这将会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屏息静听,感觉到每一秒钟过去,这个名字的字母就更深一点地印入我的脑际,成为日后(那得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第一个从记忆中跳出来的词儿(在刚睡醒,或是昏厥过后刚苏醒的当口),不仅先于当时是几点钟、我是在什么地方这样的概念,甚至先于“我”这个词儿,仿佛它所指代的那个少女比我更我,仿佛在短暂的失去知觉之后,最早结束的,就是我没有想它的那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何以会从第一天起就认定,西莫内应该是这几个少女中某一个的名字;我反复思忖怎样才能认识西莫内这家人;当然,得让这家人觉得地位比他们高的朋友介绍——要是她们只是些傻乎乎的平民百姓,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好叫她们不至于小瞧我。你要是让人给小瞧了,你就没法儿真正认识这些小瞧你的人,也没法儿在心里完全接纳他们。然而,每当各不相同的女性形象进入我们的脑海,在它被遗忘或被其他形象淘汰之前,我们若不能把这些陌生的形象转换成与我们类似的某些东西,总是没法儿得到安宁的。就这一点而言,心灵具有与肉体相同的反应和机能,无法容忍异体的介入,必将入侵者消化或同化而后快。

我出了电梯,没回房间,一径沿走廊往前走去,因为每天这时候,负责这个楼层的仆役——尽管他怕穿堂风——会打开走廊那头的窗户,这扇窗不是面朝大海,而是面朝小山和山谷,因为窗玻璃不透明,平时又总关着,所以通常是望不见窗外景色的。我站在窗前,瞻仰酒店背靠的这座小山上难得一见的景观,稍远处只有一所屋宇屹立在暮色中,从我的角度望去,它在黄昏的光线中宛若一个雕镂精美的丝绒首饰盒,又如一座用金银珐琅制成的寺庙或教堂模型,里面珍藏着圣物,一年只有几天可以让信徒们礼拜瞻仰。我才站了一小会儿,可这点朝觐时间已经太长了,只见那个一手拎串钥匙、另一手碰一下帽檐向我致意(他怕傍晚的凉风,所以没抬起教堂圣器室庶务戴的那种无边圆帽)的仆役走来关上两扇窗扉,遮断了我遥望金色圣堂、圣物的视线。

我走进房间。季节时令更迭嬗变,窗前的景色也随之变化。起先,景色经常是明亮的,只有天气阴霾时才变暗下来;这时,鼓起圆浪的蓝莹莹的海面,镶嵌在窗子的铁框里,宛如彩绘玻璃一般,海浪拍击海湾深处的岩礁,卷起一堆堆呈倒三角形、看似静止不动的飞沫,宛如皮萨内洛[242]画中笔触细腻的羽毛或绒毛,这种奶油状的洁白釉色,在加莱[243]的玻璃制品中是用来描绘积雪的。

没过多久,白昼就变短了。我回到房间时,仿佛烙上了太阳那张绷紧、匀称、短暂而闪光的脸的印痕(就像是在显示某个圣迹或幻象)的紫红色天空,向着水天交接处的海面沉去,好似教堂主祭坛上方的一幅油画;同时,色泽斑斓的余晖照在沿墙一溜排开的桃花心木矮书橱的玻璃门上,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一幅绝妙的画面,它就像当年某位古典大师为一座圣堂祭坛装饰屏创作的一组绘画,如今在博物馆大厅里,屏板被隔开陈放,观众只有凭想象才能把它们还原成当初的情景。

几星期过后,我上楼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就像我在贡布雷散步回家,准备下楼用晚餐时在耶稣受难像上方看到的景象一样,一抹红霞悬在大海上方,海面看上去有如肉冻那般浓稠,稍过一会儿,大海已经变得色泽冷峻,蓝得如同鲻鱼那样,天空则红得就像我们晚上会在里弗贝尔吃到的鲑鱼,我看着眼前的景色,想到一会儿要换装外出去用餐,心情好极了。在大海上面,紧靠着岸边,一层层黑得如烟炱,却又玛瑙般光亮而紧致的雾霭,正在使劲往上升腾,一层高过一层,越来越宽阔。但是这雾气看上去又显得很沉重,已经把它们托上半空的支架,仿佛再也承受不住,最上面的雾层压弯支柱,偏离了支架的重心,整个支架眼看就要倒塌下来,掉进大海。看着一艘轮船有如夜行的旅人那般渐渐远去,我回想起坐在火车车厢里,想要摆脱蒙眬的睡意、不愿被囚在一个房间里的感受。然而在现在的房间里,我并没有被囚禁的感觉,因为一个小时以后,我就要离开它去乘马车了。我合身扑到**;我仿佛置身不远处驶过的轮船的卧铺上——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沉沉的暮色中行驶得那么缓慢的轮船,就像天鹅幽暗的身影静静地在滑行——我只觉得大海的景象团团围住了我。

有一次,我觉得眼前的是日本木版画:镂刻出来的红日,圆得像月亮,旁边黄色的云朵宛若一潭湖水,湖岸戟立着黑色利剑,一条玫瑰色带(如此轻柔的玫瑰色,我只在生平第一次拥有一盒水彩颜料时见过)有如一条河,搁浅在两岸的船舶仿佛正等人去拖曳下水。我就像某个外行观众或趁两次社交拜访间隙逛画廊的女士那样,用鄙薄、厌烦而轻浮的眼光看着这画面,心里在想:“落日画成这样挺奇怪的,是有点与众不同,可这也算不了什么,跟这一样精巧、一样奇妙的玩意儿,我以前见过。”

我更喜欢的是在有些夜晚,看着一只船儿驶往水天相接的远方,渐渐与大海融为一体,化为一色,犹如一幅印象派油画,画家仿佛只是勾勒出船只和缆绳的轮廓,在缆绳的映衬下,船体显得更纤小,**漾在天际的蓝色雾霭中。有时候,大海几乎占满了整个窗户,窗的上缘露出一线天空,跟海水一样蓝,让我不由得以为那还是大海,只是由于光照的缘故才显出不同的颜色。

另一天,大海仅仅占了窗子下部的画面,一大半窗户满是云彩,层层叠叠地推挤着,窗玻璃上的图景,不知是出于画家的预先构思,还是出于他的癖好,俨然是一幅《云景习作》;书橱门玻璃上映出相似的云景,但那是另一处地平线上的云层,被光线染上了不同的色彩。它们犹如某些当代艺术大师在不同时刻反复描绘同一对象的珍贵习作,各个时刻不同的光线效果被定格在了画作中,而此刻,它们集中到了一个房间里,以玻璃下面的色粉画的形式呈现在我眼前。有时候,在海天交融的灰色调中,露出一小点极其精致的粉红色,而与此同时,栖息在窗子下部的一只小蝴蝶,仿佛正用翼翅在这幅惠斯勒[244]风格的《灰与粉红的和谐》下缘留下这位切尔西大师惯用的签名。这点粉红渐渐消去,没什么可以看的了。我站了一会儿,便拉上厚厚的窗帘,又去躺下了。我从**看着窗帘上端投进来的那条亮光慢慢变暗,变细;就这样,我听凭平日就餐的时刻从窗帘顶上消逝,既不感到忧伤,也不觉得惋惜,因为我知道,今天不同于其他日子,白昼就如极地那样长,黑夜只有区区几分钟;我知道,里弗贝尔餐厅的华灯,正在暮色的蛹壳中涌动,随时准备绽放出绚丽多彩的光亮。我心想:“该起来了。”我在**伸了个懒腰,起身梳洗。此刻别人正在楼下用晚餐;我却用躺了小半晌积聚起来的精力来擦干身子,穿上常礼服,打上领带,我感到这些看似无用的时光,因其卸脱了物质的负担而自有它的魅力,此刻我做这做那,都由重睹某位女士的芳容这样一种预期的欢愉在引领,我上次在里弗贝尔注意到,这位女士好像一直在看我,她有一会儿离席,没准正是希望我跟去呢;我乐滋滋地为自己补上这些**,好让自己全心全意、精神饱满地投身到一种全新的、自由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去,到那时,圣卢的安详会使我打消顾虑,在自然史上现存的海鲜品种和来自各国的珍馐美味中放手挑选,而这些非同寻常的、对我的胃口和想象都极具**力的菜肴,我的朋友会马上吩咐侍者记在点菜单上。

有人敲门,是埃梅给我送最近新来的旅客名册来了。

埃梅回身出去前,执意要对我说,德雷福斯确实罪该万死。“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他对我说,“不是今年,而是明年。参谋部有位先生常跟我有联系,这是他告诉我的。”我问他,他们是不是在今年底以前还下不了决心立即揭露真相。“他放下烟卷,”埃梅继续说,模仿着当时的情景,像这位老主顾那样摇了摇头,晃了晃食指,意思是说不能太性急,“不是今年,”埃梅碰了碰我的肩膀说,“今年不可能。要到明年复活节,对!”他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瞧,他怎么对我说的,我都照式照样告诉您了。”他说这话,既是对自己跟一位大人物时有过从表示得意,也是让我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他极有价值的论断倍加赞赏,信服他所说的可以抱有希望的理由。

在新来旅客名册的第一页上看到“西莫内一家”这几个字时,我不由得心头微微一震。我心底有个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的旧梦,觉得珍藏在心中的柔情,这被心灵所感受却没能显现出来的全部柔情,会由一个与我全然不同的人儿激发出来。这个人儿,现在我又一次用西莫内的名字和记忆中这几个少女的和谐之美生成了她,我眼前浮现出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的身影,依稀看到她们行进在海堤上,矫健的身姿堪与古希腊雕像和乔托画笔下的形象媲美。我不知道这几个少女哪一个是西莫内小姐,甚至不知道她们中间是不是有叫这个名字的,但我知道西莫内小姐爱着我,我要靠圣卢帮忙来试着认识她。可惜的是,圣卢每天都得回冬西埃尔营地,这是他获准延长假期的条件;不过,我心想,就算不靠他对我的友谊,我也可以靠人种学家的好奇心呀,这样圣卢就可以不必遵守那项规定了,我经常有这种好奇心——哪怕只是听人说水果店来了个漂亮的收银员,还没见到她本人,我就心痒痒地想认识她——就像人种学家那样,总盼着发现女性美的一个新品种。我指望在跟圣卢说起那几个少女时,在他身上也能激发起这种好奇心,这我可想错了。自从他有了情妇以后,他对那个女演员的爱情就让好奇心进入了休眠状态。即使心里略有所动,他也会竭力克制,因为他有一种迷信的观念,相信情妇对他是否专一,取决于他自己是否专一。所以,我们动身去里弗贝尔的时候,他还没答允想办法帮我结识那几个少女。

没过多久,我们走下马车时已经是夜晚了,碰上天气不好,或者我们想待天转晴,吩咐备车关照得晚了点儿,那往往在离开巴尔贝克时夜色就已降临了。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听着风儿吹过,心中并没有伤感,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我的计划,也并不意味着要关在一个房间里,我知道,在我们即将在茨冈音乐声中步入的那家饭店高敞的餐厅里,无数的灯会以它们金色的光华融释黑暗和寒冷,轻而易举地战胜它们。我兴致很高地走到在大雨中等候我们的马车跟前,上车坐在圣卢旁边。这一阵我常想起贝戈特的话,他说不管我自己怎么说,他坚信我生来就是个在精神生活中享受乐趣的人,他的话让我在想到“以后我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时重新有了希望,而这希望每每落空:每天坐在桌前开始构思一篇评论或者一篇小说的当口,我总感到很郁闷。“别去管它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写作的乐趣,也许并不是判断一篇东西是否有价值的可靠标准;也许这确实是常常会附带出现的情况,但没有这种乐趣,并不就是说没有价值。也许有些杰作就是打着呵欠写出来的吧。”外婆的话给了我安慰,消除了我的疑虑,她对我说,要是我身体好些,我会写得很好也写得很开心的。给我家看病的医生出于谨慎提醒我说,我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变得很危险,他列举了许多饮食健康上要注意的地方,要我严格遵守,以免发生意外。而我呢,觉得所有的乐趣都得服从于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对我来说比它们重要一千倍、一万倍,那就是让自己身体好起来,可以写出那部也许蕴藏在我心间的作品。于是,来到巴尔贝克以后,我就在饮食起居各方面实行细致周密、持之以恒的控制。喝了咖啡,我晚上会睡不着,第二天势必就会感到很疲倦,所以谁也甭想劝我喝上一杯咖啡。可是一到里弗贝尔,顷刻间——由于一种新的乐趣的刺激,也由于精心编结了那么多日子,要把我们引向一种更理性的生活方式的那张网一旦冲决之后,任何有些特殊的事情都会使我们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仿佛不再有什么明天,也不再有什么要等你去实现的崇高目标,为保护你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一整套严密的保健措施,也根本用不着了。这时,一个侍者过来帮我脱外衣,圣卢对我说:

我回答说:“不,我不冷。”也许我是没觉得冷,但反正不管冷不冷,我已经不怕生病了,会不会死我不在乎,要不要写作我也不管了。我把外衣交给侍者;我们在茨冈人演奏的军乐声中步入餐厅,有如很轻易就凯旋的英雄,行进在一排排已经上了菜的餐桌之间,乐队把军人的荣誉,把我们不配领受的褒奖授予我们,我们感觉得到音乐的节奏在将欢快的豪情注入我们的身体,我们装出一副严肃、冷峻的脸容,踩着懒散的步点,掩饰我们心中感受到的**,显得跟那些平时在咖啡馆表演的浓妆艳抹的女歌手全然不同——她们此刻正放开嗓子唱着**的小曲,一路奔上台去,那种雄赳赳的样子,俨如得胜而归的将军。

从此刻起,我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是外婆的那个小外孙,在离开餐厅前不会再想到她,我成了那几个给客人助兴的乐队小伙子的哥们儿。

我在一个小时里喝下的啤酒(香槟就更不用说了),在巴尔贝克一个星期也喝不了,饮料的味道在我意识清醒的时候确实很诱人,但随后就说不上来了,我还往里面加了几滴波尔多酒,但心不在焉地没咂出滋味来,我给了刚才演奏的那个小提琴手两个路易,这是我省了一个月攒起来的,原来打算买一样什么东西来着,可现在我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了。有几个上菜的年轻侍者手托菜盘,脚步轻快地在餐桌之间来回穿梭,看上去像是在参加一场赛跑,看谁跑得最快而又不让托盘里的东西掉下来。这不,巧克力蛋奶酥安然无恙地抵达了终点,英式土豆尽管在奔跑中晃晃悠悠,可最后还是在波亚克羔羊肉周围排得整整齐齐。我注意到其中的一个侍者,个子高高的,长着一头浓黑的头发,仿佛扑过粉的脸,让人更容易想起某些珍稀的鸟类——而不是人类;只见他脚不停步地,而且似乎是漫无目标地从大厅这头奔到那头,活脱脱就像只南美大鹦鹉,在动物园瞧着这些羽毛色泽艳丽的大鹦鹉在大鸟笼里奔来跳去,真让人感到不明白它们在干吗。不一会儿,整个场景变得井然有序,至少是在我眼里,变得高雅而安静了。所有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戛然而止,偌大的餐厅显得宁静而和谐。我瞧着那些圆桌,它们在餐厅里一张挨着一张,宛若一个个星球,就像早年的寓意画上画的那样。而且在这些星球之间,相互作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每张桌子上用餐的人,眼睛都盯着别的桌子,唯一的例外是那位有钱的东道主,他路道粗,请来了一位有名的作家,此刻正拿旋转的小桌子做由头,怂恿作家说些不咸不淡的闲话,好让那些夫人小姐大惊小怪地乐上一乐呢。这些星球般的餐桌之间和谐的格局,并不妨碍无数侍者持续不停的运行,他们由于不是像餐桌旁的人那样坐着,而是站着,所以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运行。诚然,他们奔来跑去,有的是端冷盘,有的是换酒,有的是添酒杯。但是,无论到底是干什么,他们无休无止地穿行在这些圆桌中间,最终还是点明了这种令人炫目却又自有规律的运行的法则。硕大的花丛后面,坐着两个丑八怪似的女收银员,忙忙碌碌地算个不停,就像两个女巫在忙于天文计算,靠它来预测这个中世纪学者眼中的苍穹时或有之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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