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没有寒暄、客气,开门见山,并坚持要求这次会谈不能留下任何记录。林奇立即意识到将会发生重大情况。然后,皮特开始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告诉林奇,布斯基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做出回复。他同时表示,只起诉布斯基不符合政府的利益。
他说:“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政府就可以揭开华尔街的巨大黑幕,甚至能够同佩科拉听证会相媲美,皮克拉听证会曾经在证券市场引起巨大轰动,导致证券法的通过。”他接着说:“布斯基是‘华尔街上的一面窗户’。他不是一名普通的观察者,他能告诉你这些内幕情况。”
“我们认识到,政府也必须做些表示。”皮特继续说道,把他的协商条件都讲了出来。布斯基自愿退出证券业,同意缴纳巨额罚款,并同政府全力合作。作为回报,他想要免予刑事起诉。
林奇告诉布斯基的律师,他不能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或者司法部做主。很显然,布斯基必须先达成认罪协议,否则谈什么都毫无意义。他说他和同事们将尽力而为。
当皮特和布斯基的其他律师走出去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高声欢呼,互相击掌,差点儿跳到桌子上跳舞。
林奇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卡伯里。在劳动节的周末(美国的劳动节为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他给卡伯里的家中打了个电话,卡伯里刚刚从英国回来。林奇在电话中不敢多讲,因此,他同意第二天上午飞到华盛顿,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和布斯基的律师见面。
同一个周末,布斯基给正在家中的穆拉迪恩打电话。布斯基问道:“你把它们销毁了吗?”穆拉迪恩知道他是指那些德崇公司的账务资料,在上次他们在咖啡厅见面之后,他就把那些东西撕碎了。穆拉迪恩回答说:“是的,你在说什么呢?当然销毁了。”
布斯基命令道:“重新再做一份。”
穆拉迪恩完全糊涂了,他抗议道:“伊万,我不可能再做出来了。”
“你必须做出来。”布斯基说道,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穆拉迪恩心中暗自骂道,把这也算作布斯基的一个不合理要求。他明白自己连那些股票的种类都记不得,更不要说确切的数量了。突然,他想起了玛利亚·特明,就是上次把文件送到佛罗里达的那个年轻女子,她帮他做过一些对账工作。她还有一些工作表。穆拉迪恩还找到了一些他用来计算数据的零碎的原始资料。他和玛利亚一起工作,竭尽全力按照原样做出账本来。
劳动节之后的那个星期二,布斯基的律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和卡伯里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见了面。皮特把讲给林奇的话又给卡伯里讲了一遍。
皮特问道:“我们能达成协议吗?”卡伯里说他必须和朱利安尼商量一下,不过他也很感兴趣。
回到纽约后,卡伯里去找朱利安尼,朱利安尼给了他5分钟的时间。朱利安尼正在忙着处理斯坦利·弗里德曼的贪污腐败问题,此人原来是纽约布朗克斯区民主党的领导人,这件事情引起了媒体的大肆炒作。朱利安尼决定亲自处理这起案子,并且必须成功,这样才有利于他施展政治抱负。
卡伯里告诉朱利安尼,他还要一到两年时间才能处理布斯基的案子,即使到了那时,他也不能担保一定会给布斯基定罪。相比而言,他认为布斯基的合作可能会引出“有趣的事情”。
他也知道,如果布斯基要做秘密线人,那就必须保密。卡伯里相信林奇和他的高级助手,但是,他不了解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其他人员以及他们是否可靠。卡伯里给林奇打电话,说他已经和朱利安尼协商好了,同时,他也强调一定要注意绝对保密。卡伯里警告说:“我会把任何泄密都看作妨碍司法公正,并且会严肃考虑提起诉讼的。”
林奇只把协商的事情告诉了办公室里的三个人,而卡伯里也只告诉了朱利安尼和刑事处的负责人霍华德·威尔逊。后来,卡伯里还把一些特别详细的秘密告诉了另外一个人,如果他突然被害或者死亡,这个人就可以继续办理此案。所有的会谈都是在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进行的,而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因为这些律师的出现可能会引起关注。为了增加保密性,布斯基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及,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人称他为“伊戈尔”,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称他为“欧文”。
布斯基的律师和政府的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协商之中。他们的时间很紧张,因为布斯基的北景公司11月15日之前需要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披露报表。到时候,案件任何重大的发展都必须披露。他们希望把布斯基做秘密线人的事情也披露出来,这将大大缩短他可以合作的时间。
在协商开始时,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布斯基必须接受一项最高刑期为5年的罪名。布斯基的律师没有太大的异议,只是要求把刑期缩短为最高3年。卡伯里坚决拒绝了,布斯基的律师只好屈服。但是,他们在讨论布斯基的罪名时颇费周折,讨论了很长时间。可供选择的5年刑期罪名很多。从战略上讲,卡伯里想找一个布斯基可能会被要求作证的罪名,而且他想传递一个信息——这个案子要比内幕交易更大。最后,他选择了证券欺诈罪,这个罪名比较合适,包含了所有方面。
钱的问题更复杂,卡伯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提出1亿美元的罚款,其中5,000万美元为布斯基大概的非法收益,另外的5,000万美元是额外的罚金,他们认为这个数目比较合适。他们还认为1亿美元符合他们对布斯基资产净值的估计。但是布斯基的律师认为这个数字太大了,他们自己的计算显示布斯基的收益只有3,000万美元,这是莱文交代的数字。既然证券交易委员会只了解莱文的交易情况,那布斯基就不应该自愿交代更多的违法行为而招致更多的罚款。然而,政府的律师们坚决不动摇,坚持必须罚款1亿美元。
在认罪协议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叫“价值估计”,也就是被告人正式向政府预先估计自己与政府合作的价值。在华盛顿第一次见面时,皮特向政府提供了口头的价值估计,大概讲了一下布斯基做证人的价值,比他上次讲述的要详细多了。但是,他没有提到布斯基要供述的人名。然而,在最后一次协商时,协议的其他方面已经谈好了,皮特拿出了一份书面的价值估计,林奇需要这份资料,因为他要用这些资料来取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
最后的协商也是在法朗克律师事务所进行的。最后,已经接近凌晨4点了,皮特取出了那份大家一直期盼着的文件,林奇、卡伯里和其他律师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卡伯里感到非常失望,里面的内容比他期望的要含糊,没有写名字,只用甲、乙等指代。而且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也很模糊,没有明确说明。卡伯里放下资料,抬起头来,十分忧虑。
他说:“我们搞不清楚是在找替身,还是在找真正的主角。”
皮特坚持说:“在没有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之前,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他声称不能透露太多的东西。林奇和卡伯里走出了房间,考虑到布斯基的身份,他们相信拿这些材料来说服证券交易委员会可能会有麻烦。他们必须得到更多的证据证明布斯基所提供的东西很有价值,他们必须有更大的鱼。
在将近早上6点时,卡伯里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他所入住的旅馆,这是一家条件很差的旅馆,甚至连前台接待人员都没有。但是,政府提供的补贴只够他住这样的旅馆。他刚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是林奇打来的。
他兴奋地说:“他们想再透露一些东西,皮特刚才打电话说的。”但是卡伯里已经知道了。
他说:“我不管他们想要透露什么东西,上午10点之前我什么也不干了。”说完,他翻了个身,然后睡着了。
突然之间任何疑问都没有了,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了协议。布斯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宝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仅仅在几个月前,当丹尼斯·莱文被捕的时候,证券交易委员会还以为这是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破获的最大的内幕交易案。
卡伯里把达成的协议带给了朱利安尼,当时朱利安尼仍然在忙着处理弗里德曼的案子,不过他迅速同意了这个协议,他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9月10日,林奇把协议带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自从当年夏天立案调查正式批准之后,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没有收到任何新情况,甚至约翰·沙德主席对此也一无所知。听了林奇的汇报后,他们似乎对披露的情况及其将引发的反应非常震惊。
根据莱文一案上德崇公司的合作情况,林奇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都很肯定,只要问题被揭露,该公司就会立即开除米尔肯并同意合作的。他们感到,布斯基揭露的问题非常严重,像德崇这样的公司肯定无法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行动中安全脱身。如果德崇公司想保护米尔肯的话,合法商人怎么还敢和它合作呢?他们认识到,如果布斯基和米尔肯被驱逐出市场的话,经济就会发生深远的变化,对此他们必须慎重应对。并购推动股市达到一次次的高峰,布斯基和米尔肯则是并购领域的两大中坚人物。
即使沙德已经批准了协议,他似乎还不太相信他们已经掌控了布斯基。他几乎每天都要给林奇打电话,似乎在担心证券交易委员会得不到那1亿美元。沙德认为:“我肯定伊万会外逃的,他随时都可能逃走。怎样阻止他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钱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必须让他交罚款,我们可以冻结他的资产。”
林奇尽量压制着不耐烦。他说:“约翰,他正在和我们合作,我们会得到钱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对他采取措施的话,大家都会知道的。我们要坚持保密,直到调查完全结束为止。”
林奇意识到,一旦协议被批准,保密问题就会越来越难,随着消息的传播,不可避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西玛的妹妹穆里尔·斯莱特金,也就是比弗利山酒店的共同所有人,已经听说了布斯基被传讯的事。接着,圣地亚哥一家报纸上刊登了布斯基受到传讯的短消息,一下子增加了政府的焦虑。接着,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今日美国》的一个栏目上也刊登了布斯基接受传讯的事情。每天,政府的律师都在密切关注媒体,查找可能泄密的线索,但是再也没有出现任何新情况,不过他们知道,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认罪协议除了一项罪名和同政府合作外,还包含严格的规定,要求布斯基必须讲实情:
你的当事人必须一直提供完整、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证词……你的当事人必须保证不能再犯其他任何罪行。如果你的当事人再有任何犯罪行为,或者本办公室认为你的当事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没有提供完整、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证词,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违反该协议的任何规定,那么,你的当事人就会受到本办公室的起诉。本办公室将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依据联邦刑法提起诉讼,罪名包括但是不仅仅限于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任何这种起诉都可能会以你当事人所提供的任何信息为前提,而且这些信息可能会被再次利用来起诉他。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政府得到了测试布斯基的第一个机会。尽管在过去的四个多月里,布斯基在许多方面都主宰了政府律师们的生活,但是这些人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位套利人。林奇和斯图克从华盛顿飞到了纽约,布斯基的律师也从华盛顿飞到了纽约。卡伯里和杜南在麦迪逊大道的韦斯特伯里酒店同他们见了面,布斯基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
由于那是个星期天,包括卡伯里在内的多数律师都身穿便装,但是布斯基还和往常一样,穿着一身黑色的三件套西装。他似乎很累。在整个会见期间,他手里不停地转着一个小金属球。他非常拘谨,甚至还有些呆滞。
在每个人都做过介绍之后,卡伯里开始开会,他说:“布斯基先生,你唯一的义务就是讲实话,否则我们就会给你判重刑的。”卡伯里鼓励布斯基向律师们讲述一下他的犯罪活动,从莱文开始讲起,他想知道布斯基讲述的同莱文的有多少一致性。卡伯里很高兴,因为布斯基没有企图淡化自己的罪行。除了几处细节之外,布斯基讲述的大致和莱文的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