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德威兹说他已经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说过这件事了,他们得出结论,沃切尔律师事务所不能做西格尔的代理人,因为该律师事务所已经代理过许多他这样的客户,这些人都受到了同样的指控。但是佩德威兹提出要帮助西格尔再找一位刑事律师。佩德威兹说:“有些律师会同政府抗争,而有些律师则会合作。你喜欢哪一种呢?”西格尔说他要先和妻子商量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自己的公寓,西格尔知道不能再对妻子隐瞒下去了,但是,他又非常害怕这种摊牌,担心妻子会离开自己。当时,正好是上午10点左右,是交通的高峰期,出租车在车流中慢慢穿行。坐在车上的西格尔满脑子都是自杀的场景:回去后,不是上楼,而是直接到车库,把家里的厢式货车开出来,离开这个城市,沿着95号州际公路向东开,一直到麦安纳斯河(MianusRiver)上的大桥,然后从桥上冲下去。这种死亡的前景似乎非常诱人,但是一想到车毁人亡的痛苦场面,他就吓得脸色煞白。
回到家时,保姆告诉他妻子出去购买圣诞用品了。西格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很快就会消失。妻子36岁的生日还有两周就要到了,现在,他也要毁了它。接着他听到前门被打开了,他赶紧走到了门厅,只见简拎着大包小包走进来。她看到丈夫在家,大吃一惊,然后兴奋地告诉他她所买的东西,以及她的过节计划。西格尔强迫自己打断了她的话,
“我有点儿事要告诉你。”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妻子领进客厅。简脱下大衣,在沙发上坐下,西格尔把双层木门关上,然后挨着她坐下来,握住了她的手。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开始说:“你还记得那封让我心烦意乱的信吗?就是邮到我们康涅狄格的家里的那封。关于那封信有个情况,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原谅我。”
简立即哭了起来,她从丈夫的语气和举止中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西格尔继续讲着,快速把他和布斯基的内幕交易大概讲了一遍。他感到极其痛苦。简继续啜泣着,看到自己竟然这么深深地伤害了她,西格尔感到很恐惧,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他的妻子哽咽着说:“你做的事很可怕。”她说,她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这件事情他竟然没有告诉她。她说,西格尔击碎了她对他的信任。
然而,尽管她这样说,她还是意识到了丈夫的痛苦和绝望,她的震惊很快就被恐惧所替代,她害怕他会自杀。于是,她立即安慰丈夫,支持他坚持下去,这种支持正是他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她说:“你是个好父亲和好丈夫。”说着,她又忍不住潸然泪下。
大概在下午1点左右,西格尔又回到沃切尔律师事务所见到了佩德威兹。西格尔告诉他:“我不想对抗,我要赶紧处理完这件事,我要赎罪。”最后,西格尔聘请杰德·拉科夫做他的代理律师,杰德原来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反证券欺诈处的负责人,后来成了马奇·罗斯·格思里·亚历山大·伏登律师事务所(MudgeRoseGuthrieAlexander&Ferdon)的合伙人。拉科夫从办公室赶来同西格尔和佩德威兹见面,当他来到时,西格尔已经收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佩德威兹给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打完电话之后,该办公室就通知证券交易委员会,说西格尔在沃切尔律师事务所,因此传票也发到了这里。
拉科夫很吃惊,虽然西格尔忧心忡忡,但是他没有试图淡化或者否认罪责。他很快就向拉科夫讲述了他同布斯基之间的违法情况,包括最糟糕的方面,如接受现金报酬。此外,他还讲述了他和弗里曼之间的关系。
西格尔尤其担心他在德崇公司的同事,以及他和该公司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工作。他感到必须立即和约瑟夫谈谈。另外,拉科夫想让西格尔保持尽可能多的灵活性,他知道西格尔可能是个很有价值的秘密线人。但是西格尔坚持说,他不能和政府合作,秘密调查德崇公司。他说,自己的违法活动不是在德崇公司进行的,而且他也不知道德崇公司的任何犯罪活动,因此要设计诱捕那里的同事很不公平。拉科夫同意西格尔对约瑟夫说这件事,告诉他传票的事,并且向他请“病假”,准备回答问题。接着,在当天晚上,他还要在马奇·罗斯·格恩里·亚历山大·伏登律师事务所同拉科夫以及另一名合伙人奥德丽·斯特劳斯见面。
西格尔离开沃切尔律师事务所之前,他要求见见利普顿,当时利普顿刚刚从得克萨斯州休假回来。西格尔独自来到了利普顿宽敞的办公室,以前他做投资银行业务时,也经常来这里。利普顿在业务上经常帮助和提携他,现在,坐在这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面前,西格尔又一次泪流而下。他结结巴巴地重复说:“对不起。”也许利普顿已经经历过了太多次这样的梦魇,先是他的两个合伙人弗洛伦蒂诺和赖克,现在又是西格尔,一个他几乎像喜欢自己的儿子一样喜欢的人。利普顿没有安慰西格尔,也没有向他保证什么,他的态度似乎非常冷漠。
在离开沃切尔律师事务所时,西格尔和拉科夫来到了拉科夫的办公室。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佩德威兹打来电话,把股票记录纸上关于布斯基认罪的消息读给了他们。突然之间,事件之间令人迷惑的顺序开始清晰起来。西格尔告诉拉科夫和斯特劳斯:“你们不知道事情是么多严重,天都要塌下来了。”
当天下午再晚些时候,西格尔回到了德崇公司,直接来到了约瑟夫的办公室。在听到布斯基出事的消息之后,公司开了一个战略研讨会,约瑟夫刚刚开会回来。他认为西格尔看起来很糟糕,就好像受到了可怕的打击一样。
西格尔说:“我想请个假,我收到了一张传票。”听完西格尔的话,约瑟夫哈哈大笑起来,约瑟夫的这种反应让西格尔震惊不已。约瑟夫高兴地说:“你加入‘俱乐部’了,阿克曼收到一张,米尔肯收到一张,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张。”已经很震惊的西格尔呆住了:怎么了?这些人都和他有什么关系?他满脑子都在思考着自己的问题,所以他没有考虑过除了他自己以外,布斯基还和其他人有牵连。
约瑟夫打断他的沉思:“你做什么错事了?到底怎么回事呢?”
西格尔看着约瑟夫,泪水在眼中打转。他回答说:“绝对没有。”拉科夫曾指示他对约瑟夫撒谎,以便在必要时同政府合作。
约瑟夫问道:“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还是大陪审团的传票?”西格尔回答说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好像减轻了约瑟夫的担忧。他说:“别担心,继续工作,没有理由请假。公司会百分之百支持你的。”
西格尔和约瑟夫见面时,拉科夫给卡伯里打了一个电话。拉科夫说:“我知道你要给马丁·西格尔发传票,我是他的律师,你发给我吧。”他接着说,他想和卡伯里谈谈西格尔的案子,卡伯里建议他第二天上午再谈。
拉科夫知道他和西格尔必须快速行动,他曾经做过反证券欺诈处的负责人,是卡伯里的上司,他知道卡伯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喜欢采用迅速而又强硬的手法对待白领嫌疑人。拉科夫提醒西格尔,如果他想和政府达成协议的话,就应该尽快,尽管这意味着可能要接受刑事和民事惩罚,可能会破坏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甚至可能会破产。拉科夫还说,如果西格尔选择抗争的话,他也会帮他辩护的。
西格尔坚持说:“我想认罪,我也想赎罪。我不打算抗争,除非你亲口告诉我让我抗争到底。”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15日,星期六,西格尔和简来到了拉科夫的办公室。西格尔感觉比前天好多了。昨天晚上,他又把自己的事情跟妻子倾诉了一番,他认为已经得到了她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会支持他的。他感到身上的重担被卸下来了。他信任政府,他要改正错误。他会受到惩罚,但是,之后一切都会过去的。他认为政府似乎有点儿像他的父母,现在,政府会关心他的。
在拉科夫的办公室,他在西格尔一案上的搭档奥德丽·斯特劳斯提醒西格尔说:“马丁,昨天你太低落,今天你又太高兴了。”
拉科夫和斯特劳斯简要给西格尔夫妇进一步介绍了认罪的前景,竭力安慰他们,说事情总是看起来更悲观一些,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接着拉科夫去见卡伯里,卡伯里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他坦率地说:“我们掌握了西格尔的所有情况,并且还有三个目击证人:伊万·布斯基、送钱的信使和监督信使的人。我们认为西格尔对我们会有些帮助的,我们知道弗里曼的情况。”拉科夫最后一句话提到的这个名字让他大吃一惊,这个名字他刚刚从西格尔的坦白之中听说。拉科夫怀疑卡伯里是不是在虚张声势。
卡伯里继续说:“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这样假设案情,我准备提出四项罪名。”
拉科夫竭力不做出任何反应,他想多了解一下协议条件,例如,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官?在曼哈顿联邦法庭,接受认罪协议的法官将一直负责该案的审理工作。拉科夫希望西格尔在认罪时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遇到一个合适的法官,可卡伯里说政府会灵活处理的,但是西格尔应该在政府让他认罪时就认罪。拉科夫问卡伯里是否想让西格尔戴窃听器,卡伯里回答说“是的”。
拉科夫把卡伯里的条件带给了西格尔,西格尔说他同意接受,于是拉科夫给卡伯里提供了一份非正式的价值估计,指出西格尔可以提供华尔街一家大公司套利主管有罪的证据,不过,他没有提弗里曼的名字。作为回报,卡伯里减掉了两项罪名。拉科夫说他们可以达成协议,但是还要根据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商情况而定。
手中握着认罪协议,拉科夫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林奇打了个电话。布斯基一案的负面报道仍然刺痛着证券交易委员会,它迫切希望把西格尔当作同布斯基合作的成果来宣传,以表示同布斯基合作还是很有价值的。媒体曾经批评它对华尔街的犯罪活动太手软,因此,它也不敢冒险再遭受进一步指责。拉科夫问证券交易委员会想要什么。
林奇回答说:“很简单,除了两座房子以外,我们全都要。”(当拉科夫把这个消息告诉西格尔时,西格尔惊叫道:“天哪,我只从布斯基那里拿到了70万美元。”)拉科夫极力辩解说,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做很不合理,至少西格尔应该保留他自己在德崇公司挣的钱,这些钱全都是干净的,和这些错事没有一点儿关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要负责协商工作的斯图克最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沙德和其他委员投票否决了,他们坚持要没收西格尔的一切。他们知道西格尔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而且,他们也决定克服之前媒体上负面报道的影响。他们允许西格尔保留他的养老计划和两套房子,再无其他。西格尔甚至还必须放弃德崇公司1,000万美元的股票和固定红利,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允许该公司把钱给他。
拉科夫认为他应该就这些苛刻的条件再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抗争一下,但是西格尔说他不想再争了。到了这个时候,西格尔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对钱已经不在意了。当他的收入达到6位数时,钱似乎非常重要,但是钱从来没有给他带来他所渴望的足够安全感。现在,无论他有多少钱都无所谓,他已经被毁了。因此,如果他什么也没有,那又有什么关系?
他还认为,严厉的惩罚有利于减轻他在公众眼中的罪责。如果这就是改正的代价,他愿意接受。如果他还有什么疑虑的话,那就是他害怕华尔街以前的同事会把他的认罪协议看成是一项“糟糕的交易”。对一个技术高超的交易员来说,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尽管最终细节到10月中旬才出来,但是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在一周之内基本上就确定了,而认罪协议也很快最终确定了。现在,西格尔开始做政府的秘密线人,就像布斯基以前做的一样。
在感恩节那一周的一个晚上,拉科夫和西格尔来到了宏伟的联邦邮政大楼,就在曼哈顿下城区世贸大厦对面的街上,他们悄悄地从后门进去。此时正是晚上10点。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和地点,就是为了保密。西格尔被带到了邮政巡查官的办公室,他要在这里和卡伯里见面,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西格尔一眼就看到卡伯里的衬衫紧紧裹在他肥硕的腰身上,上面还沾着番茄酱的污渍。西格尔也见到了杜南和罗伯特·帕斯卡尔。在西格尔同政府秘密合作期间,杜南将是他的“负责人”。西格尔仔细地看了看杜南,让他吃惊的是,杜南是一个粗壮的爱尔兰人。他感觉杜南好像有点儿眼熟,但是他肯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卡伯里对西格尔印象很深,西格尔是他遇到的第一个“高层”投资银行家。莱文和威尔吉斯当然不是,布斯基更不是,他是一个套利人。相比而言,西格尔英俊潇洒、泰然自若、富有魅力,甚至心烦意乱时也这样。
拉科夫告诉西格尔:“他们会盯着你的眼睛,看看是否能够相信你。回答他们的问题,实话实说。”西格尔把他同布斯基和弗里曼之间的所有交易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尽管他是根据记忆讲述的,但是他尽可能做到精确,为了确保细节的准确性,他还参考了一下日记和交易记录。西格尔当天晚上讲了一个半小时,后来类似的会面还进行了几次。有些交易,尤其是和弗里曼之间的交易,例如联合石油公司的交易,非常复杂,因为这起交易要计算复杂的比例;还有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购工作旷日持久。
西格尔没有企图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没有表示自己也陷入了“灰色”地带。他没有找借口。莱文和布斯基也表示了一些懊悔,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悲伤是因为自己被抓获了。检察官们认为,西格尔确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真心想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