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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精鉴千年第一人（第3页）

明墨已成古董，拿“古董”来作画的，怕只有一个张大千。他的高十二尺、宽二十四尺的六巨幅墨荷通景，为《读者文摘》出价十四万美金所购得，用的就是一丸明墨，价值台币六千。

张大千解释何以要用旧墨的道理，他说：“墨和纸一样，也要越陈越好。因为古人制墨，烟捣得极细，下胶多寡，仔细斟酌过。现在的墨，不但不能胜过前人，反而粗制滥造，胶是又重又浊，烟是又粗又杂，怎么能用来画画？”

依张大千的评鉴，清朝内府墨，要光绪十五年前所制，才是好墨；乾隆墨更妙，因为它是用前朝所制，年久碎裂的墨，加胶重制，又黑又亮，用这样的墨作画，光彩夺目，真有墨分五色之妙。

他的话有根据。乾隆墨的精品，为一个满洲达官贵庆所造，此人字云西，翰林出身，官至礼部尚书，善于鉴墨。高宗每年新春在重华宫召集文学侍从之臣“茶宴”，总有书画文玩的赏赐，贵庆得古墨独多，因而起了个“赐墨楼”的别号。他曾奉诏制墨，取金元以来碎裂的古墨，重造成挺，造墨之地在万寿山长春园，印有“大清乾隆年长春园精造”字样，当时称为“长春园墨”，声价不在方松鲁、程君房之下。

制墨之道，首先要捣得细。明朝隆庆年间有名的御墨“石绿饼”，捣烟是“大臼深凹三万杵”，而张大千认为还不够，他说古人有所谓“轻胶五万杵”，这五个字才道尽了制墨的奥妙。

当然，好墨还要会用，这才是书画家最应看重之事。拿墨的用法去请教张大千，他要看你是外行还是内行。如果是外行，他告诉你，墨有两种，一种是油烟，一种是松烟。绘图用油烟墨，因为有光彩；松烟只黑不光，在作画上唯一的用处是渲染人物的鬓发。至于罐装的墨汁，使用方便，却不宜于书画，因为罐装墨汁，一沾水就会渗散，根本无法装潢。总之，用墨之道，在于一个“勤”字。“非人磨墨墨磨人”，是无可奈何之事，因而润格要加墨费，是付予磨墨侍者的报酬。但也有书画家喜欢自己磨墨，郑孝胥就是如此，他的别署是“夜起庵”，像待漏的朝臣那样，凌晨丑寅之间，即已起身，不点灯而磨墨，磨到天亮，得墨一大盂，用来临池。

遇到内行，张大千常引昔人之言：“得笔法易，得墨法难；得墨法易，得水法难。”水墨并称，水法亦即墨法。张大千晚年力求画风的突破，因有“泼墨”“破墨”“泼彩”各种名目，而功夫全在由濡染而分层次的水法。不过用墨的方法，一个“勤”字对内行外行都有用，他说：“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砚池要时时洗涤，不可留宿墨。宿墨胶散，色泽暗败，又多渣滓，画画写字，都不相宜。”

提到毛笔，张大千亦有一肚子的掌故可跟人谈。史书上一直告诉后人，毛笔是蒙恬所发明，他是战国齐人，而为秦朝大将，曾统兵三十万，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威震匈奴，所发明的毛笔，称为“苍毫”，形制是“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以羊毛为被”。但是，民国初年，在长沙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一支毛笔，是上好的兔毫，制法与后世不同，笔毫用丝线缠住，外涂以漆，而非插入竹管，证明在秦朝以前便有毛笔。

《说文》指出笔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名称不同：“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而所谓“秦笔”，笔杆是用小木条四条围合而成，因为北方无竹，不得已用此简陋的办法。由此可以得一推断：毛笔是早已有了的，但大量推广，则在发明隶书之时。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云：“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蒙恬造长城，征发天下隶卒，册籍浩繁，有了简便的隶书，还需要简便的书写工具，于是削木作管，缚毫为笔。这种秦笔，随着长城的扩展而流行，以致误会为蒙恬所造。

毛笔的制造技巧，到了晋朝已发展到非常完美的地步，钟王[11]书法，就是一个绝好的说明。不过笔工能名传后世，则始于金，元遗山[12]有赠笔工刘远的诗。到了元朝，燕京有个张进中，用鼬鼠毫所制的笔，被誉为“精锐宜书”，禁中非张进中笔不用。他也结交了好些达官名士，赵孟頫就是他的好朋友。

张大千在战前，喜用上海杨振华的笔。据大风堂的晚辈李顺华说：杨振华制笔，尖圆锐齐，面面俱到，他最推崇张大千的画，制笔亦常征询张大千的意见。张大千每有订制，必是大中小五百支，因为工笔花卉、设色仕女都非用新笔不可。

制笔通常用羊毫、紫毫、狼毫、鸡毫、兔毫，杨振华曾用过马毫，张大千则特制过牛毫。这牛毫须在牛耳内采集，而且只有英国某地所产的黄牛耳内才有这种毫毛。英国最名贵水彩画笔即用此牛毫所制，但讳言为牛，称之为貂毫，每支售价在三四镑间。

这牛毫来之不易，据说要二千五百头牛，才能采集到一磅。张大千托了人情，花了重价，好不容易才弄到一磅，带到东京，委托全日本制笔最有名的玉川堂及喜屋两家笔店，洗挑精选，只制成五十支画笔，工资却花了美金七百有余。

制成试用，牛耳毫果然有它的长处——吸水饱满而仍有筋骨，行内称之为“有腰劲”，最宜于作字。画则写意最佳，可惜制法还欠精到，毛扎得不够紧，有时有难以着力之恨。

这五十支笔来之不易，当然要赐以嘉名。张大千起的名字叫作“艺坛主盟”。他说：“既然用的是牛耳毛，用此笔如同执牛耳。”这是“主盟”二字的现成典故。张大千自道：“语意双关，又道出了毫端的来源。我对这笔的名字很得意，取得很好。”

事实上张大千得意的是，他获得了一样很别致而能令受者陶醉，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感谢不忘的礼物。很浅显的道理，题上“艺坛主盟”四字，他就不能留为自己用了，否则岂不要为人大骂狂妄不通，甚至声讨，至少也要提出质问：“谁许你‘主盟’来的？”

获赠“艺坛主盟”牛毫笔者，当然都是张大千所看重的人，有毕加索；有“儒将”黄达云；有他早年的知交、以鉴赏知名的谢稚柳，共是两支。

纸、墨、笔以外，装饰画面的印，在张大千亦极讲究。他本人亦善治印，在一九六六年六十八岁时，还刻过两方印，一朱一白，印文皆为“大千世界”。不过治印到底不是他头等本事，据李顺华说：由构思、写字到选名、动刀，自春夏之际，直到九月间方始告成。他的印亦如画，施朱布白，章法奇横古媚，莫可名状。

据张大千自己约略估计，平生所用之印，不下三千枚之多。当代铁笔名家，几乎无不为他治过印，而以陈巨来、方介堪为多。陈与方皆为赵叔孺的高足，陈巨来尤为其师所看重，赵叔孺许之为“篆书淳雅，刻印浑厚，圆朱文为近代第一”。

在印坛的浙派中，赵叔孺与吴昌硕称一时瑜亮，但风格大不相同。吴昌硕以豪放雄浑见称于世，赵叔孺则崇尚整饬，韵致俊秀，圆朱文尤所擅长。因此，他如此称许陈巨来，无异明告世人，陈巨来能传他的衣钵。

方介堪为张大千刻的印亦不少。王壮为评他的篆刻是：“鸟虫篆第一，不只在他的印中第一，在所有的刻家中也是第一；朱文小篆第二；白文印第三。”张大千用得最多的一对印“张爰之印”白文及“大千居士”朱文，即出方介堪之手。另有一枚仿汉白文扁方印“球图宝骨肉情”，则在张大千收得珍贵的名迹时，方始钤用。

北方的王福庵、顾立夫师弟，以及张月忱，亦常为张大千治印。张大千的收藏印中，最大的两方“大风堂”“至宝是宝”皆为朱文，即张月忱的作品。顾立夫所刻的细朱文方印“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则是在大风堂顶尖的藏品中才有此印。

一九四九年以后，张大千远适异域，旧时所用之印，泰半无存，而新刻的又不下数百方之多。李顺华编过一册《大千居士己丑以后所用印》，王壮为藏有一册，截至一九六七年止，即著录了一百六十四枚。王壮为也给张大千刻过十几方，常用的“自诩名山足此生”，开始作泼墨、泼墨山水时钤用的“辟混沌手”，七十纪寿的“八德园长年”，以及目疾加深，作画但凭心手相应而颇自矜许的“得心应手”，都是张大千特求王壮为所制。此外，“曾祖父级”的老教授台静农，于一九七四年亦为张大千刻过一方大印——汉篆朱文“环荜庵”，颇为张大千所推崇，他在拓片上曾有这样的题词：“此静农今夏新为予治。其气宇宏大，直当吴让之、邓完白，抗衡赵?叔[13]，非不从汉人官私印信寝馈中来，而自称创作者。”

张大千所用的印，可分为六大类，各有各的用法，了解了它的原则，将来对鉴别张大千作品的真伪，颇有帮助。

首先要介绍张大千自己所定的原则，他认为：“印章以方形佳，以其为正宗，其次则圆形亦可用。若腰圆、不规则形式的印章，不免小家子气，皆不可用。工笔画宜用圆朱、满白、周秦玺銶，写意则可用两汉官印信体制。名号印以外，亦可用闲章，切忌俗气，最好采古人成语，并须其画面配合。”

一、名号印：如“张爰”“季爰”“张季”“张爰之印”“张爰私印”“大千”“大千居士”等。最常用的是方介堪所刻的“张爰之印”与“大千居士”这一对，因其是用“龙骨”所刻，体质极坚，不怕碰撞，所以每携之于行箧。“大千居士”别号印，不止一方，有时单独使用。但遇到极正式的书画，譬如为人题堂额，则用“大千”而不用“大千居士”。

二、别号印：如“八德园长年”“下里巴人”之类，用于自作书画，大多为小品，或写意之作，或赠稔友时使用。藏品绝少用此类别号章。

三、斋馆印：此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确有其地，经常使用，或表明所作书画或收藏的地点，如“大风堂”“八德园”“摩诘山园”“环荜庵”“可以居”等。另一类是收得古人名迹，特起一斋馆以自娱或作纪念者，如“昵宴楼”之类。

四、收藏印：张大千平生收藏的剧迹，尚无人做过著录，张大千是个超级书画商，所以他的收藏印中，极少藏字。一方是“大风堂珍藏印”，一方是“藏之大千”，后者之意，实为“藏之大千世界”。至于古人“宜子孙”这类，打算留作传家宝的收藏印，在大风堂是付之阙如的。

因此，张大千的收藏印，只是表明藏品曾经一度为他收藏，并评定其主观价值之用。特别应该介绍的是如下数方收藏印：

（一）“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细朱方印，顾立夫所刻，只钤于至精至珍的藏品中。如顾闳中《夜宴图》、董源《潇湘图》、黄山谷[14]书《张大同手卷》，皆钤有此印，并有一段掌故可谈。张大千的老友台静农说：“早年大千将这三件至宝带来台北，台北鉴藏家一时为之震撼。时大千有日本之行，有一老辈想暂时借去，好好赏玩。而大千表示这三件上面都钤有‘东西南北只有相随无别离’的印，有似京戏里的杨香武要盗九龙杯，对方却‘杯不离手，手不离杯’。毕竟短时间去日本，带来带去，海关出入，有些不便。由（张）目寒建议，暂时存在我家。我于字画古玩，既无可买，亦无可赏，不引人注意。”这“三件至宝”，以后还是出手了。由此可知，张大千特钤此印，目的是作为对巧取豪夺者的挡箭牌。

（二）“别时容易”，取李后主[15]“别时容易见时难”诗意，为让售时所钤。有此印即可知此书画由大风堂直接出让。

（三）“大风堂渐江髡残雪个苦瓜墨缘”，小篆朱文长条印，方介堪所刻。此为收藏明四僧剧迹专用印。

（四）“球图宝骨肉情”，白文扁方印。球者美玉，天球典出《尚书·顾命》，郑康成注：“天球，雍州所贡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见琢治。”河图的传说是，伏羲时有龙马出黄河，背生旋毛，前后左右中，各有二旋，差数为五，如一六、二七等。伏羲据以画八卦，为中国有文字之始。又说干说支中的天干，相传亦由河图衍化以来。

（五）“敌国之富”，圆朱方印。据王壮为说：“所谓‘敌国之富’，是表明这张书画，甚至为过去皇室之所未有，可以和皇家收藏比富。”然则凡钤此印者，必无历朝内府收藏印。张大千“敌国之富”一印，抵得过“明昌七玺”，亦可以自豪了。

除了以上“名号”“别号”“斋馆”“收藏”四大类以外，就是所谓“闲章”了。张大千在他的作品上加闲章，绝非兴到为之，而是经过考虑，能发生作用的。因此，我将他的闲章区分为两类，列为第五、第六。

五、纪念印：此又分为对人、对己两种。就对己而言，譬如他因糖尿病引起眼疾，右目近乎失明，曾先后请王壮为刻过三方印。第一方是“独具只眼”，但用这句成语有语病，似乎只眼犹胜双目，所以第二方改用“一目了然”，表示一只眼也够用了。第三方则境界更高——“得心应手”，换句话说，是自以为闭着眼亦可作画，狂妄无理之语，偏饶妩媚。至于对人的纪念印，往往用在为祝寿所赠的画上，如“以介眉寿”；又贺岁赠画，如为花卉，常钤“春长好”一印。

六、点缀印：首先我要指出，张大千自认为重要的作品，很少钤用闲章，尤其是山水。他的想法有二。第一，有些画在他眼中分量极重，不可误认为闲情偶寄于丹青，如《慈湖图》，只在“张爰恭制”题款下钤名印，别无闲章。但在“六十五年”之下，“三月”之上，特钤“丙辰”一印，表示确是此时所绘，而非后来补款，这是一种负责的表示。其次是纯就艺术着眼，怕闲章破坏了画面。治印讲究“分朱布白”，画亦重视空白，尤其是山水，所谓“尺幅千里”，有时全靠空白留得好，看起来才有浩渺无穷之感。张大千的有些山水，宁愿题长款于山石云翳之中，不愿题于显示天空、大江、平原的空白处，就为了不画处有画，能引人扩展想象。如果思路随着空白的延伸，渐入苍冥，而忽然看到一枚朱红的图章，想象立刻就会被破坏。

因此，张大千的画，除非必要，不用闲章。那么什么是必要的呢？就画言画，闲章能补画面的不足，那就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说闲章即是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