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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从来认为，军人是要有一种积极的攻击精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在驻法美军服役，官至上尉衔的时候，每次视察部队，他都要脱下士兵头上钢盔，看看他们的眼神里面，有没有战斗意志的光辉。

可是，时至今日，尤其是此时此刻，他却双目微闭，斜倚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高背座椅上，差不多就要睡着了。

而且，不知为什么，至少在他的感觉上，对面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不再像是战壕外面那令人警惕的小雨，而恍若一支悠扬婉转的催眠曲了。骤响在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虽然这样震耳，这样急促，但是也没有办法唤起他在昔时的军号声中冲锋陷阵的那种亢奋与勇气了。

“贝尔纳斯先生吗？”

杜鲁门从太阳穴处放下手来，拿起话筒，懒洋洋地对他的国务卿道，“又是中国的事情，唉，除了国共两党谈判毫无结果，除了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幻想，这个地方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值得我们非去扮演圣诞老人不可吗？

好了，好了，你觉得现在有点儿寂寞的话，那么就请过来坐坐好啦。”

贝尔纳斯放下话筒，只是耸了耸肩膀。他没有感到意外。

在他看来，杜鲁门虽然曾经绞尽脑汁，想要拟定一项策略来应付中国的危机，但是，这位白宫的主人的大部分经验和兴趣只是与欧洲有关，丝毫谈不上对中国人危机的进一步了解。于是，赫尔利便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当然的化身，权威的代表，大包大揽，发号施令，俨然以太上皇自居。

这却是贝尔纳斯不能忍受的。对于这位从来就藐视国务院的驻华大使，贝尔纳斯不仅早已把他写进了自己的仇敌名单，而且特意为之加上了一个“确凿无疑的精神病患者”的永久性的注释。

然而，当贝尔纳斯走进总统办公室，在办公桌上居然看见翻开了的赫尔利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的时候，对于杜鲁门方才在电话中所流露出来的黯然神伤的情绪，他反而感到有些意外了。

这种意外无疑是他的福音，他的运气，他的信心百倍的力量的源泉。

“总统先生，恕我直言了。现在觉得有点儿寂寞的不只是我，还有你，还有华盛顿和我们整个美利坚——”贝尔纳斯未及落座，先声夺人地道：“难道情形不是这样的么？中国正在争夺政权，苏联正在争夺中国。可是我们美国呢？在重庆的舞台上，我们无法把政权交到蒋介石手里，在莫斯科的舞台上。我们无法把中国从斯大林的手里夺回来。这就是说，我们什么都做了，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究其原因，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基本矛盾固然存在，然而，我要说，任何一个尽善尽美的策略，都可能遭到人为的随心所欲的破坏……”

杜鲁门依旧斜倚在高背座椅上，隔了半晌，他才瞟了一眼他的国务卿：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关于中国的事情么？不过，贝尔纳斯先生，我怎么觉得这些事情你更有必要告诉赫尔利将军呢？”

贝尔纳斯终天于等到了他期待着的问话，因此，他的回答是流利而干脆的：

“我已经告诉他了，总统先生。为了征服赫尔利将军的反复无常的性格，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明确的计划，提请他参照执行。正如你知道的那样，这个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前几个月设立的委员会，通过内阁部长和主要官员的定期会议来协调政策，曾经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可是，现在的事实证明，发生在中国的种种事情与华盛顿的决策过程互不相干。由于国民党提出的美援要求不断升级，美军在中国收复战略地区的问题又不明确，这就提出了一些与未来对华政策有关的基本问题。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尔利将军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认为他应当亲自来到华盛顿，以引导政策讨论进程。”

“引导？他不觉得他的手臂伸得太长，差不多就要伸到白宫我这张桌子上来了么！”杜鲁门忽地圆睁双眼，起伏着的胸部居然把整个身体都朝前挪动了：“《亚美》杂志事件是我处理的，谢伟思和艾切逊恢复公职也是我的决定。可是，他仅仅因为蒋介石先生把这两个外交官看成是共产党的爪牙，就帮助这位当今中国的皇帝写信向我提出抗议。而且，贝尔纳斯先生，不知道你注意到《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里的这句话没有？‘此次会议的全部成就在于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当几乎所有拥护中国分裂的政策的分子预测要有内战的时候，进行了商谈和平的合作’。那么，我想知道，他说的这些分子当中是不是也包括了我？”

贝尔纳斯稍有思忖，欲擒故纵地道：

“恐怕不会吧，总统先生。因为你深恶痛绝的，不过是蒋介石先生的民族主义的极端保守部分。当然，话说回来，你今天的怀疑，却使我想起了赫尔利将军前不久给我的通信中提到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他认为发生在亚洲的斗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会战。按照我的理解，他谈到的苏联帝国主义希望通过中国内战来破坏的，也只是蒋介石先生的民族主义的亲美部分。而至少在他看来，这两部分内容是容易发生混淆以致产生恶果的，所以他报告国务院说，他和魏德迈将军必须返回华盛顿，向别人大声疾呼地陈述这种危险，为他们努力拯救中国的壮举赢得支持……”

“你不要替他辩护了！”杜鲁门手拿笔筒，不停地敲打着桌面：

“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是没有其他内容可言的。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你能够让它突然接受美国确定的民主和人权的普遍价值吗？要知道，价值是通过历史和一个民族的经验形成的。人们是通过母亲的奶汁吸收这些观念的。这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可以改变，但是任何政策都将改变不了中国。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一切，不过是尽量减少苏联在中国的威胁罢了。”贝尔纳斯频频点头道：

“总统先生见解的深刻与精确，我相信已为当今世界潮流的趋向所证实。但是，不知为什么，赫尔利将军在批评苏联的所作所为时还是相当谨慎的。他声称，在中国的最大威胁是以美国颠覆分子、欧洲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党人结成联盟的形式而出现的。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重庆焦急的气氛，往往同美国被认为是权威的政治分析的结果不相符合。”。

“他只是符合了一个人的口味，而这个人的名字只能叫做蒋介石。哦，对了，昨天我正好收到这位当中国皇帝的御墨，你来听听他是怎样描绘着我们的驻华大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