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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赵灯这么一说，“死”这个字才真正立到了我面前，与死神擦肩而过多次没有怕过的我，现在却恐惧得发抖。

赵灯察言观色地说：“我们就这样等死吗？怕有什么用？想办法逃呀！”

这时，一直闭着眼睛打坐的虞历文睁开眼说话了，“年轻人，少安毋躁。好好想想墙上的字，反抗没有用，抵赖也没有用，学会顺从。你还年轻，级别也不高。”虞历文说完，又闭上了眼睛，好像再不想多说一个字了。

我问赵灯，“八十七号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进来的时候他已经进来了，他不肯说。你问这个有什么用？都是个死。你看我们这间里的号，”赵灯将拇指和食指伸开，做出打枪的动态，“叭——我，叭——六，溜溜顺，叭——七，死期到，你是两个，叭叭——，还能活着吗？”

正说着，又新进来了一串蚂蚱，解放军抹掉了八十七号前的红叉，推进来一个新的八十七号，新八十七号戴着一副眼镜，穿着考究的长衫，把耷拉到额前的头发抹在脑后，轻蔑地扫了我们三个一眼，端坐在了八十七号铺位上。

李秉儒是一个天才的侦缉特工，他把自己脑袋落地的日子都能侦缉出来，在临枪毙的前一天晚上，隔着铁栅栏，对我说，“庄铭，我叫你一声你真正的名字，庄铭，什么信仰咱先不说，我们都是男人，我们应该为自己永不背叛的人格而战。庄平是一位杰出的党国军人，你以他的名义而死，不亏。也许，你们在另一个世界会成同胞兄弟，不是很好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安慰我。

“我明天就要走了，我一点不难过，我很自豪，我做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英勇无畏，威武不屈，我无愧于男人这个称号。”李秉儒的声音有些沙哑，有些因体力不足而显现出的软弱无力，但骨子里是铮铮有声的。我突然对死亡，不再畏惧了。

虞历文是与李秉儒一起“先走一步的”，虞历文用交代罪行的纸和笔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用玉米糊糊了一个信封封好，交给了我，他说，“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家人吧！我以前听说过你的事，无论你是庄平还是庄铭，都应该想办法活着出去，事在人为，我相信你只要想办法，会出去的。”

我张开嘴想说什么，虞历文摆手拦住了。虞历文说，“年轻人，生命是珍贵的，我给你提的建议是争取提审，给自己寻找一个说话的机会。”

虞历文走后，补充进来一个新的八十五，看样子有七十开外了，穿着一身时尚的白色绸褂，下巴上留有一把雪白的胡须，手里拿着一支文明棍，神态惬意，不像是来蹲大狱的，像是来云游的。他用文明棍戳了戳地铺，说：“很不错嘛，比我们在缅甸雨林里的条件好多了。”

赵灯咧嘴一笑，“八十五号要托生个神仙了。我希望新的八十六号是个花木兰，我想托生个女的。”

这天中午的时候，解放军叫赵灯和我出去抬木头。这是我进监狱后第一次走出蛇腹。天空有大团的乌云，风比较强劲，从东北而来，驱赶着乌云向西南方向狂奔。阳光在乌云的上方，场院里不时投下乌云的暗影。赵灯像一条放出笼子的狗，快跑几步撒了一下欢，然后对着天空张开双臂，张开嘴，好像天上即降甘露。

要抬的木头是原木，原木散乱地堆放在监狱大门西侧的墙根下。青绿的小草从原木缝里钻出来，有的还开着鲜艳的小花。搬走上头几根木头后，底下潮湿的木头露了出来，一层腐朽的树皮发出迷人的酒糟气，赵灯的鼻孔张缩着，翻开上面的一层朽木，有更浓的酒糟气放出来，两只马蹄大的癞蛤蟆跳出来，瞪了一会儿阴沉沉的眼睛，跳到了更深的缝隙里。赵灯继续翻，我问：你找什么？赵灯不理我。一大坨肥厚雪白的蘑菇呈现在黑色的朽木中，赵灯像饿极了的人看见了白面馒头一样，用沾满黑乎乎腐朽木屑的手将那雪白的蘑菇抓起来往嘴里塞。我提醒他小心有毒。赵灯说：蘑菇我还不认识？我家房前屋后都堆满了木头，长出的蘑菇吃不完，晒干了拿到集市上卖。村外的林子里也到处是蘑菇。赵灯吃完了蘑菇，一屁股坐在木头上，抽抽搭搭地哭着说，“如果我死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就替我到我家院子里嗅一嗅这气味，吃一朵这样的蘑菇。”我说：“别胡说了，八十五和八十七都拉走了，你没有，说明你有活着的可能。”赵灯苦笑着摇摇头，“你真的想不起来我了？长官，我曾在渭河大桥上站岗，你常骑马路过，你的洋腔让我记住了你的名字。所以那天那个共党拿着你的通行证说陕西话的时候，被我发现了。李秉儒来调查了这件事，我立功升官了。后来听说你被李秉儒抓了，枪毙了。前两天我在端里门碰到你，吓了我一跳。”

我望着赵灯，赵灯脸上的肿消下去了一些，显现出了有些熟悉的面孔。赵灯说：“虞历文的意思我明白，也许你能活，你救过共产党的人，你如果活着出去，去一趟我家，告诉我家里人，我死了，不要让他们再惦记了。我家在华县，县城往南走，到山根下过了河，走二里路，赵家村，大村，一问就知道。”我说：“我教官刘孟廉就是华县的，你认识不？”赵灯说：“刘孟廉是我们县的名人，还有胡琏，听说过，不认识。”我说，“听说刘教官当军长了，在四川，你如果还想当军人，出去找他，我给你写封信。”赵灯嘿嘿笑了，“我不当兵了，我想回家娶个老婆生孩子过日子，做个普通人。”

车那边传来了解放军的喊声，催促我们赶紧抬木头。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反复回忆着赵灯的话，赵灯的话里已经露出了在此一搏的苗头，可是我只当成了赵灯触景生情。这件事也是解放军大意了，为了装木头方便，大卡车停在监狱大门中间，监狱大门大开着，车两边完全能跑出去人。我们两人将木头抬到车下，赵灯说：“换换，你上去，老让你在下边干重活，我不好意思。”我没多想，我们合力将木头担在车厢上，我就跳上了车，两手掐着木头往上拉，赵灯在下面往上推。后来我感觉不到赵灯的推力了，听到头顶上的哨兵大喊起来，“回来，开枪了！”

我立刻感到不妙，回头向大门外望。站在卡车上视野辽阔，乌云翻滚的天空犹如灰色的大海倒扣在无边无际的金绿色麦田上空，强劲的东北风吹动着麦田，麦田如浪潮一样翻滚着。赵灯扑进麦田，如热爱大海的浪子扑进了大海。

哨楼上的警报器尖利地鸣叫起来，哨兵继续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

赵灯迎着麦浪狂奔，赵灯在灰色的大海和金绿色的大海的夹缝里狂奔，渺小得如一只鸟。

“叭——”一声刺耳的枪声，那个像儿童画里的人儿一样的哨兵，竟是一个神枪手，赵灯身体翩翩了一下，一只手高举起来，摇摆着，像是跟我挥手再见，又像是溺水的人做最后的挣扎。

“叭——”又是一声枪响。

赵灯俯身向下，脸触到了正成熟的麦穗上。然后滚滚的金绿色麦浪把他的身体掩埋了。

“傻瓜啊，傻瓜，怎么能跑进这样的麦田里？这样高的麦子会扯拉你的腿，让你跑不起来也让你无法藏身！”我细弱地悲鸣着。

赵灯求生太莽撞，但他的那种对活着的渴望**刺激了我，我又想起虞历文的话，我为什么要坐以待毙？

我开始了求生的行动——争取提审。被提审才有与解放军长官对话的机会，而争取提审的机会又谈何容易？呼号、砸门、求饶，得到的唯一回应是拉枪栓，“安静，再不安静就开枪了！”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给毛泽东写信。这天晚上，我把桌子搬到铁栏栅下面，借着外面的微弱灯光，在那些让我们交代罪行的纸上奋笔疾书。是的，给毛泽东写信。因为没有囚犯敢给他写信，我才写，我想置于死地而求后生。

这天晚上对我来说就变得格外珍贵而惊恐了。这一晚上可能是最后一个晚上，而我写信的后果可能会使“最后一个”的可能性增大到极限。我要写庄平，必然牵扯到桂皮二，鬼知道桂皮二的触角和视野会大到哪里？也许结果会让我像庄平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要写清楚庄平又太难了，庄平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影子，如果说我捕风捉影开脱自己我确实没有人证物证，如果说我凭空捏造、陷害革命干部我也有口难辩。反正地狱的门已向我打开，我为何不在此一拼？

当我提笔写信的那一刻，汇集到心中的所有辛酸苦涩却化作了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热爱，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其实，我是对共产主义最最向往的。我是用人的儿子，从小当书童，虽说东家对我很好，可是谁不想自家有土地？谁不想做自己的主人……”泪水涌出眼眶，滴到了纸上。汹涌的感情潮水退去后，我感到在寂静的黑夜的牢里，笔下那细细的如蚕吃桑叶一样的“嚓嚓”声，如枪声一样震耳欲聋。而我同时又感到了一种抒发的快乐。

我一直写到铁窗里挤进了黎明的光辉。我将信折好，像虞历文那样，用昨晚留下的玉米糊糊了一只信封，将信放进去将口封好。看到那个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好奇的哨兵要换岗，我将信交给了那个哨兵，恳请哨兵务必交给他们长官。哨兵若无其事地看了看，淡漠地说：“认罪书弄成这样是怕人看？我们收到的认罪书都成麦草垛了。”这个哨兵目不识丁，连信封上“毛泽东”三个字都不认识。于是，我说：不是认罪书，是情报。哨兵立即拿着信跑了。

当然，我并没有奢望毛泽东能看到这封信，我是期望用这封信得到说话的机会。这封信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除了说明自己不是庄平、为共产党做了哪些好事之外，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唯官级论不唯官级论重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