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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西方理想的道德乌托邦（第2页）

后面我们再来说美学的社会。现在还只能说道德的乌托邦。

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去恶从善，表现上看，一切宗教的出发点都是善、是爱、是仁慈与道义，为了普渡众生——但是，这恰恰是一切宗教战争的开端。在当今世界上，最频繁、激烈的战争，不都是宗教的战争么？或者是以某种信仰为旗帜的战争么？它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流血，是千百万生灵涂炭！

宗教的彼岸世界，难道不正是乌托邦么？

毋庸置疑，任何乌托邦都是吸引人的，迷人的——哪怕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或者是康有为大力论证的大同世界。因为它包含有许多人的梦想，当然，这种梦想也是源于现实的土地的，是现实曲折的反射。而且，还加上了许多看上去是切实可行的推理、论证。

而乌托邦实行的本身，却是把业已形成的理想，当做一种强力意志，强加在人类与历史上面，所以，无论它以怎么温和、善良的面孔出面，而一旦遭到了抗御，则会以自身的所谓“最高目的”是善为理由，采取一种不择手段的方式去向前推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成了多少乌托邦主义者的格言。

于是，“失节事大，饿死事小”，为树一个贞节坊，足可以置千百万无辜女子于死地，以免在阎罗府里分尸、下地狱被焚烧……这其实与宗教“拯救灵魂”差不多了。

于是，为了“明察秋毫”或“明镜高悬”，大搞特务政治，弄得人心惟危，冤狱遍于寰中，投书告密成风——而这反而成了最高的道德标准！

于是……

在古代中国这个“道德乌托邦”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引出千百个“于是”来，集封建极权统治之最丑恶、最冷酷、最反动之大全！

中国的儒家社会，不能不说是经过精心计划，用几千年来完善——由孔子凭周礼而设计，经由萤仲舒、程朱一脉相承，反复修补、加工，堪可称最完美的“乌托邦”蓝图。

可人们饱尝的苦难，却也可为全世界之最！

我们还可以写一部书，叫《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同时，更可以写另一部书（由乌托邦诱发的社会瘤疾），中国确实是个很好的例证。

乌托邦思想是一种权力意志的转换。它似乎是对未来的尊重，从而可以舍弃现实的幸福，以流血牺牲去换取一个理想有可能的实现。这又接近于宗教了，以尘世的受苦受难去换取一张来世升人天国的门票。

但是，舍弃了现世就一定有未来么？我们对于19世纪末的人也许就是未来吧，但我们却不在天国。儿时总幻想成人后的神通广大，可事实呢。每一代人，在生涯上都是匆匆的过客，凭什么不尊重这一代人的幸福、自由的权利呢？乌托邦不就是要否弃这种权利么？无尽的许诺，到头来只是张空头的支票一一不如脚踏实地，从脚下做起。

希特勒甚至以改良人种为己任，可他千的是一场空前的人类大屠杀！

狂妄的野心——反人类的自我神化的意识，可以说是乌托邦思想的依据。

乌托邦，是神权及君权社会留给今天的一个幻影，一个回光返照。这就不难解释参加农民革命的某些代表人物为何能接受某个崇高的理想，而事实上把它当做乌托邦并且重复君主们的悲剧，把个人自以为“善”的意志强加于社会，一时间，还可移山填海，功绩显赫，而老百姓则被视做缕蚁，微不足道，以致血流成河。

被压迫至最底层的会有幻想，而权力达到峰巅的则更有美梦，他们以为权力足以左右一切，创造一切。人，就是这样在权力中异化，无论他是善是恶。其往往只有清醒与不清醒之分。

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也可以说是一个神化了的权力世界。

权力，往往表现为政治；权力，又总是靠道德来支撑——不得犯上，犯上则是最大逆不道的，在中国的准则便这样。所以，儒家把君主的统治，建立在“礼治”上，以道德建立它的乌托邦世界，把统治人或甸甸于他人脚下的伦理观注人到了历史观之中。

但得到的恰巧是反乌托邦。

所谓“反乌托邦”，按未来学的概念来说，则是把人类现实社会已表现出来及潜藏着的恶的趋势，加以外延推理，将有可能出现的未来的惨剧昭示于人世，以告诫人类不得如此走下去，以防止惨剧的发生。

它似乎是与乌托邦相反的，乌托邦则是以善作推导，描绘出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

但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两者恰巧不是对立的，不仅互为补充，而且相互联系，甚至互为因果——乌托邦的实行，必有反乌托邦的结果。

我们不如时刻听听警钟，而不去信那美妙的幻想，何况历史是实实在在的，铺设好现实的阶梯，也才’可能更稳步地走向未来。以动机良好作道德上的判断，是决不可以代替历史事实本身作出的结论的。

也许，只有专制主义才会产生乌托邦——虽然这乌托邦本身似乎充满了民主色彩，但到最后，它还是专制的结局，灾难的结局，不为历史所要求。

一个理想的王国，无论它被描绘得如何光辉灿烂，如何其有迷人的力量，可一旦按照一定的模式强加于现实社会之际，它就必定要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意愿、个性的发展，它就会变得僵化，变成专制，于是，它留下的便是血雨腥风、满目疮痰。

种下的也许是珍珠，收获的却绝对是鱼目。其实，那光彩夺目的珍珠本身，就包含有重压、窒息的气味。历史当然不是遗传学，但更不是简单的“种豆得豆”的栽培学。历史不是权力与热情的产物。历史的可选择性不在于理想自身——对于理想，历史恰巧会显示出它的非选择性来。

最早勾勒出理想王国的“乌托邦”，在西方，恐怕算是柏拉图了。

在他的政体循环论中，理想国是最美好的政体，是比贵族政体、财阀政体、民主政体、播主政体都要完美的最高级的政体。而他的理想国，则是“智者统治”，是“哲学王”的绝对权威，说到底，也不过是凭过人的智慧攫取权力罢了，归根结底，便是独裁了。

关于哲学王统治，连亚里士多德也予以批判，认为任何个人的绝对权力，都不可避免地掺杂进兽性的因素。对于兽性，是谈不上什么道德约束的。

所以，柏拉图毕生奔走，为实践其“理想国”的理论，三下西西里岛，但均以失败告终。

所以，从“乌托邦”诞生之日起，它的命运就不济。

但是，人类的乌托邦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没有消失，不断地变化、更新，理论化乃至于系统化。在中国，也不例外，从孔子的“三代之治”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有一道很明显的轨迹的。

“乌托邦”也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现实的产物。

它一方面是权力意志的产物，是神权与君权给今天留下的一个幻影，一个回光返照。

但另一方面，它似乎也是对于异化的一种抗辩，是对于丑恶的现实的一个无力的对照，当然，这两者并不矛盾，如同宗教的“天国”与流血的宗教战争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