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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不可逾越的此岸（第2页）

“文革”就是这样一部中国历史的全息摄影——一个美好的幻影及许诺，落到了历史沉淀下的最残酷、最可怕尘积之中。

“文革”终于给中国人敲响了最后的警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可能带来的惨祸，同时也严肃地告诉了我们：

在打着新文化幌子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得其反恰巧是旧文化自身衍生出的菌种。

这就是我们的当代史的一个侧面。

不错，“五四”时期，很有一批猛将，将反传统的大旗高高擎起，对旧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当然，这是从19世纪开始的。

兽迅在最早的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便把过去的历史看成“人相食”的历史。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针针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也就是非正常的人——他对于那个封建伦理秩序井然的吃人社会当然是反常的，但对于未来呢？所以，惟有成了狂人，才能真正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吃人。

但这种“深广的忧愤”，已上升到了科学的、理性的以及唯物史观上的批判了么？文学的直觉，应该说还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历史的批判，以文艺为先声，也就是从直觉、感性出来，是合乎规律的。而文艺每梅在政治运动中首先催难，这又是势在必然——当然，这种“有为”的“政治”总是代表逆潮流而动的复辟势力，虽然它打着革命、激进的旗子。

新时期文学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及强烈的反响，也是历史的必然。但如今的相对冷落，正说明它已不足以完成历史的批判的任务。

显然，从理论上，尤其是历史哲学上的批判，出现了某种脱节，甚至新的、巨大的断裂。这种冷落，给予了守旧者的可乘之机，也向当代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至关紧要、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以反传统面目出现的“文革”，得其反成了维护与再造传统的历史的逆转，那么，在针对“文革”进行批判的思想及历史理论的新潮，从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反向流动来说，恰巧也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

当然，应当看到对商品经济的肯定，事实上进行的改革，也就是对真正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更新，意识形态的禁锢也有所打破，至少，不会为一两句话成为“反革命”——政治犯了。理论上研究的领域也广阔多了，闭关锁国的政治也在逐步为开放所代替。

但是，我们从某些文学作品中却不难看到，当然，这也是现实的曲折反射，那种对“文革”反传统的表象进行反向流动的作品，恰巧在鼓吹传统的道德观念，在重新肯定“礼”——旧的等级制度，在变着法子大谈“三从四德”，某些以“改革家”出现的典型人物，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专制意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观念；尤其是那种取道德批判角度的作品，更是全面地复活奴化政治、血缘宗法关系。“文革”不是“批孔”了么？于是，打出尊孔旗帜似乎便有了契机，又得到“正名”了。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对在中国近代已出现民主启蒙思潮之后，仍作为历史的惯性出现的、已失去历次农民起义进步意义的后期暴民起义，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讴歌与肯定，为何对人主中原、拒绝了民主启蒙思潮反而把后儒社会业已腐朽的程朱理学当做先进的统治思想加以巩固，从而造成中国历史大倒退的帝王大加捧场，把其说成是圣明天子——这一切，已说明历史意识的倒退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现实就更足以说明问题，某些地方宗法关系的强化、血缘意识的**、裙带风、后门风……凡此种种，均有目共睹，由于这些关系，造成的腐败、堕落、贪污受贿成倍增长，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由于“礼治”的遗患，不仅“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且闹到“刑不上大夫的五亲六戚”了……在“伤痕”之后的“反思文学”，某些作品竟从道德的自我完善出发，去感谢那种把人不当做人，把人变做了鬼的所谓“生活”。更令人优虑的是，一个民主思想、人道主义观念颇为清醒的人物，在把他打人十八层地狱，极端地剥夺了他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际，他竟可以把这当做是接受唯物主义观念的良机，这恰巧是把唯物史观完全降低到庸俗的、低下的机械唯物论，降低到自然史观与伦理史观的水平，把栓桔当做了自由，视禁锢为民主，这究竟是历史意识的前进还是倒退，岂不一目了然么？一个有民主、人道思想的人，只有对他进行彻底的剥夺，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对于某些自封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岂非莫大的嘲弄？对马克思主义本身，难道不也是某种裘读么？所以，人们将不难看到，写作这样作品的人，不仅很快要为专制极权思想所俘虏，为其大唱赞歌，而且本身也会成为其最后的殉葬品。

我们都在秘密的祭台上流血，我们都被烧烤以祭祀古老的众偶像。

可怕的是，被祭祀者本人成了祭司，以引诱更多的同类成为祭品。

表面上是控告那一段历史，实质上是对那段历史的感激、赞颂，甚至是热爱——这，不仅仅是“义”——即对那段历史充满怀旧的道德观念，而且已上升为宗教观念了，认为自己经受九灾八难是一种荣幸，是升上天国的必由之路。

道德的批判，在历史上是毫无出路的。继后儒社会断裂之后，有人在试图建立“儒家第三期文化”，这些作品，也许可以算做其开路的先锋——但这条路毕竟是走不下去的。

所谓“纪实文学”的兴起，正是人们对那种喋喋不休的道德批判感到厌恶，并觉察出其虚伪后的一种历史的进步。所谓“纪实”，也就是历史主义地或者客观、现实地对待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不先验地加上道德的评价，让人们自己去认识与理解，也就是说，正在向历史的批判迈开了最初的步子。当然，这仍难免留有旧的残痕，尤其是作者的历史观问题没有得到认真的解决之际。在这方面，甚至可以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也是我对自己过去作品的自我清算及自我批判。

人们慨叹如今作品中缺乏历史意识以及哲学意识，这正代表了历史本身的呼唤，人们的进一步觉醒。他们已经不满足了，不能再被愚弄了。

不能用任何美丽的词藻去欺骗人民了。

人们期待着能深刻认识“文革”实质，并且彻底地否定、批判这一“浩劫’的理性文学的出现。反过来，在混不下去之际，也便会有人索性撕下假面具，跳出来，把这样的作品斥之为“丑化”什么的，采取种种手段阻挠其问世——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也只有在这不断的较量之中，人们才能更深切地认识那段灾难性的历史的本质方面。如果没有这样的较量，正面的批判反而会深人不下去，变得浮浅并失去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