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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坐不可的时候就坐。”

“唉，妈的，有的选的时候谁会去坐？那东西就是这座城市的缩影，设备成天出故障，车厢被喷漆涂得一塌糊涂，尿骚味直冲鼻子，车务警拿底下的罪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妈的，我坐上地铁，左右看看，知道我在哪儿吗？我他妈在外国。”

“什么意思？”

“我是说周围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裔，或是东方人，中国移民如今那叫一个蜂拥而至，还有韩国人。韩国人现在都算完美市民了，他们把像样的蔬果超市开遍全城，他们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送孩子上大学，但他们全都是阴谋的一部分。”

“什么阴谋？”

“唉，妈的，这话听上去既无知又偏执，但我就是忍不住。这儿曾经是座白人的城市，现在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全城仅剩下的唯一一个白人。”

寂静越拖越长，然后他说：“如今他们在地铁里抽烟，你发现了吗？”

“我发现了。”

“以前可没有。一个人也许会用消防斧砍死他爹妈，但绝对不敢在地铁车厢里点烟。如今你会看见中产阶级的人点起香烟，喷云吐雾。就在最近这几个月。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人在PATH地铁上抽烟，一名PATH乘警请他灭掉，那家伙掏出手枪，当场打死警察。记得吗？”

“记得。”

“然后就开始了。你读到这篇报道，无论你是谁，是警察还是普通市民，都不会急着叫过道对面的那家伙别他妈抽烟了。于是几个人点烟抽，没人阻止，跟着学的人越来越多，入室盗窃这种大案报警都是浪费时间了，谁他妈还在乎在地铁车厢里抽烟的人呢？你不执行法律，人们就不会再尊重它。”他皱眉道，“但你想想那位PATH乘警。你喜欢他那种死法吗？你叫一个人别抽烟，结果砰的一声，你死了。”

我不由自主地说起鲁丹科的母亲，她死于炸弹爆炸，就因为她的朋友搬了一台不该碰的电视机回家。我们就这样交换恐怖故事。他讲述一位社工被骗上公寓楼屋顶，遭到**，最后被扔下去摔死。我回忆一篇我读到过的报道，一个十四岁少年被一名同龄少年开枪打死，两人互相不认识，凶手坚称受害者嘲笑他。德金讲了几个最终以命案告终的虐待儿童案例，还有一个男人闷死了女朋友的未成年女儿，因为每次两个人去看电影，他都要花钱请保姆看孩子。我提到格雷夫森德的那个女人，正在壁橱里挂衣服的时候被霰弹枪打死。我们的交谈里弥漫着“看看谁厉害”的味道。

他说：“市长觉得他找到了答案。死刑。把黑椅子给我拉回来。”

“你觉得能成功吗？”

“公众无疑希望这样。死刑有一个你没法否认的好处，那就是在你电死一个浑球后，至少你知道他不会再犯法了。去他妈的，我会投赞成票。把椅子拉回来，电视直播该死的处决，插广告挣钱，多雇几个警察。想知道一个秘密吗？”

“什么？”

“我们其实有死刑，但处决的不是杀人犯，而是普通市民。你走在马路上，死于非命的可能性高于凶手上电椅的可能性。咱们每天都有五次六次七八次死刑呢。”

他的嗓门越来越大，酒保这会儿在听我们的交谈。我们把他的注意力从电视节目上吸引了过来。

德金说：“我喜欢电视机爆炸的那个案子，真不知道我怎么会错过它。你以为你一个个全都听说了，但总有你不知道的新鲜事，对吧？”

“我看是的。”

“这座**都市有八百万个故事，”他吟诵道，“记得这个节目吗？几年前电视上播的[3]。”

“记得。”

“每一集结尾都是这句台词。‘这座**都市有八百万个故事。刚才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记得。”

“八百万个故事，”他说，“知道这座城市能给你什么吗？这座操蛋的**都市，狗娘养的臭屎坑？知道它能给你什么吗？八百万种死法。”

我拉着他走出酒吧。来到外面，冷飕飕的夜风一吹，他沉默下去。我们绕着几个街区转了一圈，最后回到警察局门前的那条路。他的车是辆水星，已经开了几年。边边角角有些磕碰的痕迹。车牌最前面几个字母告诉其他警察，这是一辆警务车，不能开罚单。比较有经验的江湖人也能认出这辆车属于警察。

我问他能不能开车，他没把这个问题当回事。他说：“你是什么人，警察吗？”他忽然想到这句话有多么荒谬，于是放声大笑。他抓住打开的车门支撑身体，笑得直不起腰，趴在车门上前后摇晃。“你是什么人，警察吗？”他说，吃吃笑，“你是什么人，警察吗？”

这种情绪转瞬即逝，就像电影里的快速剪辑。他立刻变得严肃，看似清醒，他眯着眼睛看我，下巴向前伸，活像一只牛头梗。“听着，”他说，声音低沉而凶狠，“别他妈那么高人一等，明白了吗？”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这个自命清高的浑球。狗娘养的，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他启动车子，然后开走。就我所能看到的，他似乎开得挺正常。希望他要开的路不算太远。

[1]　情绪失常人员：英文为EmotionallyDisturbedPerson，缩写即是EDP。——编注

[2]　中央街：曼哈顿的一条街道，汇聚了纽约的多个法院和政府部门。

[3]　“这座**都市有八百万个故事”是剧集《**都市》（y，1958—1963）的著名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