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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宗教裁判所（第2页）

但是，请不要认为“清洁派”属于某个特定的宗教派别。并没有人试图建立一个新教派。摩尼教具对很多人的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但这些人教徒坚决说自己是基督教会的虔诚信徒，这使得这种奇特的异教更加危险、更加难以察觉。

对于一个普通医生来说，诊治由较大结构的细菌引起的疾病，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因为这些病菌很容易检查出来。

但是，天国保佑我们，千万别遭到紫外线也看不到的微生物的侵害，因为，他们能在整个地球上繁衍。

从基督教会的角度来看，摩尼教就是最危险的东西，它让教会上层充满恐惧，而这种恐惧在普通的宗教疾病面前是体验不到的。

某些早期基督教信仰的坚定支持者，已经显现出这种疾病症状，但对这一点，人们从不明说。比如圣徒奥古斯汀，这位最勇敢而不屈不挠的十字军战士，冲锋陷阵摧毁了异教的最后堡垒，而据说，他一直心向摩尼教。

西班牙主教培利司里安在公元385年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他被指控有摩尼教倾向，成了第一个反异端法的受害者。

甚至连基督教会的头头儿们，也逐渐被可恶的波斯教义所吸引。

他们开始阻止人们阅读《旧约全书》，终于，在十二世纪，颁布一个著名规定，即所有的神职人员必须保持独身。不能忘记的是，波斯的禁欲思想对一个伟大的精神改革领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就是阿西尼城的弗朗西斯，一个最善良可爱的人。他建立了一套新的僧侣制度，这些僧侣制度严格遵照摩尼教的“纯洁”思想，因此，人们称他是“西方释迦穆尼”。

但是，当自愿贫穷和精神谦卑的高尚思想开始走向普通人的时候；当世界布满了又一场皇帝和教皇之间的战争阴云的时候；当外国雇佣兵扛着十字架和老鹰旗帜，在爱琴海沿岸争夺最有价值的领土的时候；当成群的十字军士兵带着从敌人和朋友那里掠夺的肮脏战利品，蜂拥返回家园的时候；当修道院院长奢侈地生活在豪华的宫殿中，侍者云集的时候；当教士们前呼后拥地招摇过市，急于去吃打猎过程中的早餐的时候，就注定要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且的确发生了。

不足为怪的是，对教会表示公开不满的征兆，在法兰西一个地方感觉最为明显，在这个地方，古罗马文化传统保持时间最长，文明也没有被野蛮吞没。

在地图上，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叫普罗旺斯，位于地中海、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三角地带。马赛（曾经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过去是普罗旺斯的一个重要港口，现在也是。这里有很多富裕的村镇，土地肥沃，阳光和雨水充足。

当中世纪的欧洲其他地方，还在聆听着那些野蛮的条顿英雄故事的时候，普罗旺斯的游吟诗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说。而且，这些普罗旺斯人和他们的比邻，即西班牙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联系。这让他们及时接触到科学领域的最新书籍，而这些书籍在当时的欧洲北部屈指可数。

在这个地方，回归早期基督教的运动可以追溯至十一世纪初期。

但是，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公开叛乱的事情。在某些小村庄里，人们开始暗示说，教士应该和教民一样生活简单和朴素。当他们的领主去打仗的时候，他们不去参战；他们想学习拉丁语，以便自己可以研习福音书籍；他们公开宣称不赞成死刑；他们否认炼狱的存在，尽管在基督升天六百年后，炼狱已被宣布正式成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而且，他们拒绝向教会缴纳分文收入。

一旦这些反对牧师权威的叛逆者被发现，如果他们对劝告充耳不闻，他们往往会被偷偷地除掉。

但是，这样的“邪恶”依旧蔓延着。最终，教会觉得有必要把普罗旺斯的所有教士召集起来，讨论采取何种措施来阻止这种极度危险的煽动。他们不时地召开这种会议，一直争论到了1056年。

此时，各种形式的惩罚和驱逐并没有产生什么明显效果。纯朴的希望过上单纯生活的人们，每当有机会在监狱里展示基督的慈善和宽容时，他们就会兴奋不已。即使面临着死亡，他们也会像绵羊一样温顺地走向火刑柱。而且，正像这种事情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一个殉道者死了，马上会有很多为神圣信念而奋斗的人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

教皇的代表和当地贵族、教士之间争吵，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教皇的代表主张更严厉的迫害，而当地贵族和教士则不想遵守罗马教廷的规定，认为暴力只会让异端分子更加坚定，更不会听理性的声音，因此，纯属浪费时间和精力。

后来，到了十二世纪后期，这场运动在北方获得了新的动力。

在位于普罗旺斯和莱茵之间的里昂，有一个名叫彼得·沃尔多的商人，他是一位非常严肃而善良的人，非常慷慨大方，他狂热地追随着救世主的榜样。耶稣教导说，骆驼要穿过针眼要比一个富人进入天国容易得多。整整三十代基督教徒都想说明基督说这话的真正含义，彼得·沃尔多却没有这么做。他读了一遍就相信了。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分给了穷人，退出了商界，拒绝积累新的财富。

约翰曾经写道，“汝等需要自寻经文。”

二十个教皇曾经对这句话做出过评论，并小心地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普通信徒才可以不需要教士的帮助而直接研究圣书。

彼得·沃尔多可不这么看。

约翰曾经说过，“汝等需要自寻经文。”

很好！那么，彼得·沃尔多就开始寻找。

当他发现，他找到的东西和圣徒杰罗姆的结论并不一致时，他把《新约全书》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了出来，并在普罗旺斯这块宝地上散发他的手稿。

起初，他的行动并没有多少人关注。他对于贫穷的热情似乎没有多大的危险性。他本有可能被人说服，去为那些希望过上真正艰苦生活的人建立一个新的、严格的僧侣制度，因为这些人觉得现在的修道院太过于奢侈和舒适。

对那些信仰过于狂热，有点麻烦的人，罗马总是善于为他们寻找到适当的发泄途径。

但是，所有的事情必须按照规则和先例去做。在这方面，普罗旺斯“纯粹的人”和里昂的“穷人”则是非常失败的。他们不仅没有告诉主教自己在做什么，甚至胆敢宣扬令人吃惊的理论，说没有专门教士的帮助，人们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基督徒，还说罗马的主教跟鞑靼大公或者巴格达哈里发一样，在他们的管辖权之外，没有权力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或什么可以相信。

教会处于一个进退两难之地。说实话，教会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最终，决定通过武力消灭异端邪说。

如果一个组织坚持只有一个正确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原则，而其他方式都是臭名昭著和邪恶的，那么这个组织在其权威受到公开质疑的时候，必定会采取激烈的措施。

如果教会不这么做，也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出于这样的考虑，罗马终于采取行动，制定了一系列惩罚措施，这些措施要让将来所有“异端”感到恐慌。

阿比尔派教徒和韦尔多派教徒主要生活在乡村，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也就不能很好地保护自身，罗马就把他们作为了第一批被迫害者。

在普罗旺斯统治已经几年的教皇代表被杀害了，这给英诺森三世提供了干涉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