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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出逃（第6页）

周佛海对今井武夫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出乎意外的是汪先生是怎样逃出来的？正巧这一天蒋介石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在这次会上，党的副总裁汪先生可以不出席，因此，汪便没有到场。……在蒋介石训话时，汪便大胆地从重庆逃掉了。”

汪精卫自重庆出逃，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时人，尤其是一些真诚抗日的国民党要人如冯玉祥将军就提出了怀疑，并指出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为此，他曾在（放走汉奸汪精卫的蒋介石）一文中，作了披露：“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甚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历史是公正的，但由于历史中的权势者经常玩弄各种手段，掩其罪责或丑行，致使历史留下了许多“千古之谜”。然而，一切玩弄欺世盗名手段的政客，则是无时而安的。就说已经乘坐上飞往昆明飞机的汪精卫吧，他那惴然而恐惧的心不但加速了跳动，而且他又不能不于惊恐中，再想一想和蒋介石分道扬镰的起因。对此，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作了如下评述：

汪精卫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中，历经再三的思索，他依然是同意这样的结论：和蒋介石分手的抉择是正确的。出逃的计划虽然一变再变，但回过头来一看：还算是周密的。因此，他那薄雾淡抹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丝**的笑容。

这时，飞行小姐用那清脆而又甜美的声音报告昆明机场就要到了。汪精卫和陈璧君不约而同地对视了瞬间，二人那惆怅的表情渐渐逝去，旋即又会意地点了点头。似乎他们在无声地告慰：“啊！我们总算成功了……”

或许是汪精卫过于心虚，过了一会儿，他又身不由己地向陈璧君挪了娜，俯首夫人的耳边，小声不安地问：“电报发给谁的？”

“春圃侄儿。”这时的陈璧君心无所优，侧首望着神色紧张的汪精卫淡然一笑，又小声地补充说，“我已经向他电告了你的意思：为了保险起见，只许龙云一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之第二个人。”

汪精卫放心地点了点头。

飞机就要降落了，临着机窗而坐的汪精卫习惯地侧过头，但当他隔窗发现机场上布满了人群之时，惊得下意识地“啊”了一声，旋即又惶然自语：“这是怎么一回事？……”

昆明为云南省省会。时主滇要人为龙云，人送绰号“云南王”。由于龙云出于珍域利益，一向支持汪精卫反蒋。

但是，龙云在对待日本侵略的大节上，实事求是地说，基本上是好的。仅就抗战初期而言，他毅然出席南京国防会议，与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受到巨大的鼓舞。他在国防会议上当即表态云南出兵二十万。同时，他“代表云南一千三百万民众爱国护国之赤诚及愿将全部人力物力贡献国家，决心为国家民族神圣抗战奋斗牺牲到底”。在威震日酋的台儿庄会战的疆场上，留下了一万多名滇军将士的英灵。对此，朱德曾说：“抗战军兴，滇省输送二十万军队于前线，转送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在龙云逝世以后，周恩来总理也感慨不已地肯定了龙云一生的三大功劳：反蒋、抗日、联共。

随着抗日战争节节失利，战和之争此起彼伏。况且蒋介石从来没有关死“和”的大门。在这极其复杂、且又极为微妙的政治氛围中，汪精卫借“和”自救，进而反蒋，是有着一定的迷惑性的。再者，汪精卫在逃抵河内之前，其降日的全部主张，连对陈公博这样的中坚分子都不曾详细披露，他怎么可能对龙云这样一个地方实力人物，合盘托出降日的计划呢？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明对汪精卫的投敌，龙云没有任何一点察觉。就说他接到陈春圃转来的汪精卫的电文：只许龙云一人去机场迎近，千万不要告知第二个人。聪明的龙云就没有“遵旨照办”。诚如当事人记述的那样：“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星落落地挂起了所谓的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

另外，龙云事后还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在他（汪精卫）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

龙云这段文字有两个含义：其一，我欢宴汪精卫是奉命而为，有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为证；其二，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作为部属应按礼仪行事，即使未来发生其他变故，不承担其责。

这就是龙云不“遵旨照办”的真意。

汪精卫抵达昆明以后，是日夜和龙云见没见面，各说不一。

好在历史为我们保留下来。

1938年12月19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

重庆。蒋委员长钧鉴：督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

这通密电中所说的昨夜，即汪精卫一行抵达昆明之夜。而“两次电详呈”一句，明白地指出18日夜晚，龙云已经向蒋介石电告了汪精卫一行到滇后的详情。作为封疆大吏，在未得到总裁蒋介石的示谕之前，他无权擅自处置副总裁汪精卫。因此，从组织关系上说，他可以不负汪精卫过昆明而出逃的罪责。这就是历史记下的公正的结论。

是日深夜，汪精卫和陈璧君等人还谈了何时离开昆明的事情。陈春圃作记述说：“当陈璧君告诉他要准备明夭夭气不好万一不能起飞，要迫着改乘火车走的话，那到河内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狼狈的，因此已指定我趁翌晨发河内的火车先走，以备万一时，汪听了笑逐颜开地赞同，但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总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

次日上午，龙云拜会了汪精卫，并记录了如下谈话的内容：“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间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旧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

19日上午9时，汪精卫和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对乘飞机还是坐火车进行了研究。认为乘飞机较快而有危险，很容易受到空军飞机的拦劫；坐火车虽比较安全，但时间长，“需坐候两日”。因而在讨论时，他们一会儿决定乘飞机，一会儿又决定坐火车，“机软？车软？”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内竟然变化了七八次，最后仍决定“冒险乘机”。至于行装等；则由陈春圃坐火车押送至河内。

确定了出走越南的时间及方法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办出国护照，以及购买飞机票。汪精卫不放心地询间随侍亲信曾仲鸣：“随身带着护照了吗？”

“带着了。”曾仲鸣答说。

“志舟兄，”汪精卫亲昵地称谓着龙云的字，“在昆明办理赴越南的签证方便吧？”

“方便。”

“这很好，”汪精卫侧首看了看躬身而立的曾仲鸣，“你就辛苦一趟吧。立即办理赴越南的签证。”

“是！”曾仲鸣转身离去了。

“有！是下午3时的直航班机。”龙云答说。

陈璧君说：“我已托付在昆明航校任教官的侄儿陈国强，向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极先生商洽包定了一架专机。”

汪精卫无限感激地着了看陈璧君，似乎是在说：“你真是我的贤内助啊！

汪精卫那忐忑之心得以安定，旋即又和龙云随意地交谈起来。不时，曾仲鸣匆匆赶回，双手呈上办好签证的护照，高兴地说：“汪先生！一切办妥，请您过目。”

汪精卫俯首一看护照的颜色，顿时怒生满面，他大声地质问：“为什么是一份普通的护照？”

国民政府时期的护照分三六九等。汪精卫官居副总裁，他出国所持的护照，自应属于免检的最高级别。可是办这样的护照，必须由外交部最高当局签发。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引起主管官员的怀疑，向蒋介石报告，从而泄露了全部出逃的计划。所以，负责此事的曾仲鸣未敢冒此风险，通过关系，办了一份普通护照。

汪精卫听后依然余怒未消，认为党的副总裁持普通护照是一种污辱。他生气地说：“立即给重庆外交部发电报，训责他们为何给我发这样的普通护照？”

“是！”曾仲鸣知道尔今发电报，不会影响出逃计划，故而应命照办。